隨著一系列數據出爐，光伏發電在2017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成績單。根據國家能源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光伏發電新增裝機5306萬千瓦，居可再生能源之首。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國光伏發電裝機達到1.3億千瓦。與此同時，棄光現象明顯改善，棄光率下降3．8個百分點。

如何看待光伏發電超預期的規模增長？如何看待光伏行業實現的進步？2018年又將提供哪些動力，推動光伏產業的健康、穩定、規模化發展？帶著這些焦點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國能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俊峰。

光伏產業已開始為我國能源轉型作貢獻

記者：2017年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達到5306萬千瓦，實現了超預期發展。您如何看待這一成就？

李俊峰：2017年我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達到了5306萬千瓦，的確令人振奮，可喜可賀。整體來說，光伏產業通過十幾年的發展，在規模上、技術上、成本上、民生意義上均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已經開始為我國能源轉型作出貢獻。

首先，產業實現了規模化發展。回想2012年，受國外反傾銷擠壓，國內光伏行業哀鴻遍野，一批企業破產。為了扶持、挽救光伏產業，黨中央、國務院及時作出決策，適時開啟了國內光伏市場，并出臺了光伏發電的固定上網電價制度。多方努力下，光伏產業規模迅速擴大，“十五”期間國家制定的光伏發電發展的目標是2020年裝機容量達到200萬千瓦，“十三五”把這一目標提高到1.1億千瓦。從目前來看，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光伏發電已然交出了可喜的答卷，2016年新增發電裝機突破了3000萬千瓦，2017年新增發電裝機突破了5000萬千瓦，成為新增發電裝機最多的發電電源，提前三年實現了“十三五”的規劃目標。

其次是，光伏發電的顯現度有了明顯提高，2017年底光伏發電量突破了1100億千瓦時，占當年全社會發電量的1.7%，新增發電量超過了600億千瓦時，占當年新增發電量的15%，成為舉足輕重的新增電源。曾幾何時，我國的光伏產品“兩頭在外”，主要依靠國外市場。而現在，超過50%的市場在國內，光伏開始為自己國家的能源轉型作出貢獻。

第三，技術不斷進步，成本大幅度下降。2012年，光伏組件的光電轉換效率平均為14%~15%，到2017年已經接近19%~20%，平均每年幾乎提高1個百分點，這種進步在光伏發展史上是史無前例的。2012年，光伏發電度電成本最高可達到1元/千瓦時，到2017年變成0.6元/千瓦時，平均每年下降0.08元/千瓦時。不僅如此，通過實施光伏領跑者計劃，光伏發電的成本進一步下降，目前最新招標的項目最低可以降到0.4元/千瓦時。技術快速進步，為光伏發電下一步的成本下降奠定了基礎。現在業界期待，到2020年，能夠實現在用戶側平價上網。到2023年，最遲2025年，可以實現發電側平價上網。這意味著，再用3~5年時間，光伏發電發展就可以不再依靠補貼。

第四，民生意義顯著。通過發展光伏發電，成功促進了東西部地區融合發展。目前，甘肅、新疆、內蒙古等西部地區的光伏產能占全國產能的一半以上。一批優秀的光伏企業在西部崛起，成為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光伏產業規模壯大，擴大了社會就業。2012年，光伏就業人口不足50萬人，現在已經擴大到200萬人，提高了3倍多。通過實施光伏扶貧工程，已為150萬農戶提供精準扶貧服務，每年為每戶增收3000元以上，相當于每年提供了45億元的扶貧資金，成為各地精準扶貧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五，從政治意義上講，光伏已成為我國在國際交往中的一張亮麗名片，不僅服務于國內能源轉型，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能源轉型也作出了貢獻。

記者：2017年光伏發電實現了超預期發展，我們也聽到一些不同的聲音，認為光伏發電太快了，應該控制一下節奏，您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李俊峰：回答光伏發電裝機規模多與少、快與慢的問題，不能局限于光伏發電數字本身，還要從能源轉型的大局來看。僅僅從光伏發電裝機的增量上看，光伏發電裝機一年新增5306萬千瓦，與往年比，確實增長了很多。但從總量上看，光伏發電自2000年至今，已發展了17年。17年間，光伏累計僅僅實現了年發電量1100億千瓦時，而2017年我國全口徑發電量為64179億千瓦時，光伏發電量的占比僅為1.7%，比重仍較小。

另外，從能源轉型發展的角度看，我國已確定了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分別達到15％和20％的發展目標，國家2030年能源消費和生產革命的目標是，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達到50%以上，2050年要達到75%，乃至80%以上，而現在光伏發電裝機只有1.3億千瓦，無論是其清潔能源占比，還是光伏裝機規模，離規劃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那么，如何擴大清潔能源的比例？有兩個途徑：一是發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擴大天然氣供應。兩者相較，擴大天然氣供應容易受資源限制、技術制約和成本不確定制約。而光伏的優勢是資源不受限制，隨著技術進步，成本也在不斷下降。因此，從長遠看，光伏發電是很值得期待的清潔能源，應進一步加快發展速度。

記者：您提到，光伏是很值得期待的能源。那么，光伏行業這17年的發展能否支撐這份期待？

李俊峰：光伏發電這些年來的發展的確出現了好的勢頭，特別是近兩三年的發展，布局更加合理，發展更具理性。

首先，光伏發電開始了實質意義的分布式為主，2017年分布式光伏新增裝機1944萬千瓦，同比增長3.7倍。

其次，發展中心向東部亟需能源轉型的地區轉移，山東、江蘇、浙江、河北等以煤為主的省份，已經成為光伏發電新增裝機主戰場，在東部地區出現了一些1000萬千瓦的光伏發電大省。

三是出現了光伏發電與其他行業互補的發展新形勢，譬如，“光伏+農業”“光伏+農戶”“光伏+商場”“光伏+園區”“光伏+漁光”等“光伏+”已經成為許多地區發展轉型的措施之一。

四是光伏發電資源無處不在，成本不斷地下降，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也就是在今后的3~5年成為具有競爭力的能源種類之一。

開源節流并重解決補貼缺口

記者：隨著光伏裝機規模的不斷增長，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不斷擴大。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已達到1000億元。您對此如何看待？

李俊峰：首先需要厘清一個邏輯，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變大，并非由光伏裝機規模增長造成。截至2017年底，全國光伏發電裝機達到1.3億千瓦，但目前拿到補貼的企業，其實是2013年以前完成的裝機，容量約在2000萬千瓦。這也就意味著，2013年以后新增的1億千瓦裝機還沒有拿到補貼。因此，不能將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的帽子扣在光伏發電頭上。

在我看來，補貼缺口變大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征收不到位，入不敷出，補貼的缺口，逐年積累，不斷增大。補貼來源是從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每年應該征收1000億元，但是征收比例約75%，每年欠收200多億元，長此以往，造成了歷史欠賬，多年累積成為1000億元的大缺口。二是征收額度沒有隨可再生能源規模的擴大而提高。目前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0.019元/千瓦時是2013年確定的，當時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規模不到1億千瓦，發電量不到2000億千瓦時，現在可再生能源的發電裝機已經超過3億多千瓦，年發電量也超過8000億千瓦時，但是可再生能源附加的額度沒有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及時調整，補貼出現缺口是必然的。

記者：那么，究竟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李俊峰：解決可再生能源補貼缺口，需要開源與節流并重。目前來看，節流已經做得很好，比如，光伏裝機規模雖然壯大，但度電補貼呈下降趨勢。可再生能源補貼從2012年的上網電價標準為每千瓦時0.9元、0.95元和1元三個檔次，現在已經下降到每千瓦時0.6元、0.65元和0.75元，每千萬時的補貼下降了0.3元/千瓦時。領跑者計劃出現了一批0.45~0.55元/千瓦時的項目，每千瓦時的補貼已經控制到0.1~0.2元左右，與風電基本相當。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光伏發電的每千瓦時的補貼，平均每年可以減少0.1元。

但是我們在開源方面做的很不夠，開源需要做兩點工作：一方面，要足額征收可再生能源附加，把歷年應收未收的欠賬收上來，僅這一項就可以增加可再生能源補貼近千億元；另一方面，根據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規模，適當提高可再生能源附加的額度，譬如，將可再生能源附加征收額度從目前的每千瓦時0.019元，提高到0.03元，每年即可增收600多億元，也可以彌補多年的補貼欠賬。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國際市場上出現了一批低于3美分/千瓦時的光伏項目，且用的是中國的光伏產品和裝備，甚至有些還是我國企業投資建設的。為何這在中國實現不了？因為我國的各種交易成本太高，包括：土地費用高，獲得使用權的程序過于復雜；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如何降低光伏發電的融資成本和土地成本，越來越成為光伏發電行業成本下降的關鍵因素。

仍然要高度重視發展光伏的意義

記者：光伏產業如何在補貼有限的情況下實現快速發展？政策應該從哪些方面引導？

李俊峰：對此我有四個建議：第一，仍然要高度重視在能源轉型期間發展光伏產業的意義，國家要穩定光伏產業發展政策，促進光伏產業的健康、穩定、規模化發展，共同維護光伏發電發展的好勢頭，不能為其潑冷水，更不能對其發展加以限制。

第二，預計3~5年時間，光伏產業就能夠不依靠輸血，實現健康發展。在此期間，應該提出明確的補貼退坡機制，制定補貼梯級式下降目標，激勵企業加快技術進步，通過市場競爭機制，真正實現優勝劣汰。

第三，打破省際間壁壘，擴大外送通道；控制燃煤發電量，在減量不減收的原則下，讓一部分燃煤機組變為調峰機組，為可再生能源發電留出空間，解決好光伏發電等非化石能源發電的消納問題。

第四，在全國開辟綠色電力通道，鼓勵家庭、企業認購綠色電力，提倡政府機構、企事業單位率先購買綠色電力，使消費綠色電力成為全民自覺自愿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