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5年，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帶領學生，尋訪了希臘158個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后來，他根據尋訪調查的結果，寫成傳世之作《政治學》（Politics）。

在希臘文明的巔峰時期，一個城邦覆蓋相當大的區域和相當多的人口。但到亞里士多德所處的時代，城邦已然沒落，無論是面積還是人口，都大為縮小。

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這樣總結已經“縮水”的城邦：城邦的形成，起源于生活的需要，而城邦持續的存在則是為了更美好的生活；在他看來，城市之所以存在，與面積大小無關，而與核心內涵有關。

這種理念也是2000多年之后，中國特色小鎮建設的初衷之一。2016年7月，住建部、財政部、發改委共同發布的文件，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1000 個左右的特色小鎮，并強調“要偏重產業、極具特色”，符合“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等要求，實現“無特色、不小鎮”的基本要求。正所謂“無特色，不小鎮”。

但作為能源生產和能源革命的探索和實踐，新能源小鎮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它們甚至關系到我國能否如期在2035建成美麗中國 ，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改善。因此，我們除了要重視特色小鎮的新能源產業，還必須從政策環境、商業模式和社會環境等方面高度重視，打造三個 不可或缺的“閉環”。

為什么需要閉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基本實現。2035年戰略目標的實現，特別是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基本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能否順利實現。

開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需要在能源領域的體制機制、技術、結構、安全觀念等方面進行全方位變革，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得到充分發展，甚至在滿足基本實現現代過程中發揮主力軍作用。發展新能源小鎮，正是新時代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大膽探索和實踐，特別對于長期依賴煤炭等化石能源為主的大國能源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建設和發展新能源小鎮，有著其內在發展規律和特點。既不能操之過急、一蹴而就；也不能不徐不疾，貽誤時機。

建設和發展新能源小鎮，應著眼于探索形成順應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的體制機制、前沿技術、認識觀念等，建設若干區域性的新能源中心或者清潔能源中心，并不斷拓展和延伸，讓更多的制造企業、更多普通家庭用上綠色、清潔電力，從能源供給側推動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綠色生活方式在全社會范圍形成。

建設和發展新能源小鎮，要在設計之初要圍繞形成若干新能源中心進行合理布局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好政府、企業和市場以及與公眾之間的關系，探索形成一系列推動新能源小鎮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政策、制度、法律法規以及體制機制，推動形成諸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做好世界范圍內新一輪能源革命的戰略布局和競爭制高點。

基于發展新能源小鎮的可持續性而言，政策環境、商業模式、社會環境等“閉環”需要構建和不斷完善。

所謂“閉環”，學名反饋控制系統，是自動控制領域的專業名詞。它的原義是：當系統輸出量的測量值與所期望的給定值比較時，會產生一個偏差信號。控制者要不斷調節偏差信號，最終才能使輸出值接近期望值。換句話說，就是通過不斷的調試和修整，讓測試中每個環節形成最優狀態，最終實現期望的目標。

當下，閉環這個詞經常被其他領域所引用，但它們的內涵和最終目的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即在運營一個商業項目，實現其商業和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必要的步驟都應當是環環相扣、互相促進，最終形成基于市場的、符合商業邏輯的、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政策制度：打造有彈性的“閉環”

新能源作為人類更高階段發展的能源來源，它的發展不僅具有一定的顛覆性質，更具有政策制度供給條件下而產生的“產品供給”。

以光伏發展為例，上世紀90年代，光伏裝機僅為幾百千瓦的試點狀態，到2017年，全國新增裝機53吉瓦，毫無疑問地成為全球第一大光伏市場。光伏產業的迅速發展，與國家開放性和支持性政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比較典型的是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補貼政策，從而使得綠色電力與化石能源電力能夠具備競爭力。否則，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根本無法直接競爭。隨著新能源產品的日趨成熟、技術的不斷進步、規模經濟效益日益顯現，新能源產品的價格與傳統化石能源價格持平，并越來越凸顯新能源的優越性，比如低碳、清潔等。

同樣，建設和發展新能源小鎮以及不斷發展壯大，離不開政府提供的必要的發展政策刺激、政策引導和政策優化，并形成一系列配套性的制度環境，且具有長期穩定性，降低相關企業和用戶的政策不確定性風險。

新能源小鎮的發展，是一項前期投資大，后期回報周期長、具有生態環境以及氣候友好型的產業，甚至具有代際收益的事業，它需要支撐發展所必需的長期、穩定、具有閉環特征的政策環境。

所謂政策環境的“閉環”，就是支持新能源小鎮發展的政策要具備“一體化”和“穩定可持續”。

其中“一體化”，就是要對實施發展新能源小鎮相關的所有政策進行整體設計，把財政、稅收、用地、人才、融資等所有政策打通，同時要對不利于發展新能源小鎮的政策進行修訂或者調整，使新舊政策相互協調。

而“穩定可持續”，主要針對新能源小鎮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政策敏感性，政策的調整有可能對小鎮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所有相關政策的出臺要進行嚴密論證和壓力測試，最大且充分的讓利益相關群體參與，聽取意見，以最大降低政策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特別是要根據技術發展水平、企業承受能力等多個角度出發，設置引領性政策和懲罰性政策，既要防止“鞭打快牛”出現，又要避免保護落后生產力。

發展新能源小鎮的政策、制度應具備彈性特征，即根據新能源小鎮的不同發展階段和新能源技術迭代水平，要與時俱進的進行調整，甚至在新能源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即新能源成為普遍的、廉價的、穩定的、主流的能源供給來源，刺激性的新能源發展政策甚至可以退出歷史舞臺。

雖然促進新能源發展的政策具備彈性，但也要實施一定的頂層管制。根據粗略統計，以新能源命名的特色小鎮在2015年首次出現，2016年和2017年進入快速增長階段。

大干快上，不僅是新能源小鎮當前的現狀，也是較早時期特色小鎮發展中一種不好的現象，有著不少教訓，需要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因此，要采取宏觀調控，避免出現大面積的新能源小鎮發展失敗，產生巨大損失。正如今年5月舉行的2018特色小鎮高峰論壇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周南所指出的：“在特色小鎮的發展過程當中，成功的道路有一千條，失敗的原因都是源于一個字——急”。而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給未來留下一批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能夠發展重要作用，經得起歷史經驗的特色小鎮”。

商業模式：探索有韌性的“閉環”

要讓一個新能源小鎮實現可持續發展，閉環的商業模式不可或缺。這種模式可以讓新能源小鎮呈現出一種類似“滾雪球”的良性循環：對于消費者，他們會因為獲得實惠或者獨一無二的體驗、而愿意前來消費；同時，消費群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迭代不斷裂變；對于運營者，他們會因為“有利可圖”的閉環不斷縮短投資的回收時間，并牢牢鎖住老客戶，不斷迎來新客戶。但無論在什么領域，閉環的商業模式均有一個前提，就是依靠內生性的市場力量完成，不是靠想象、不是靠故事、更不是全靠補貼。

新能源小鎮要探索出良性循環的路徑，除了具備良好的商業模式，解決造血能力的問題；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人才和資金。聚齊人才和資金，則要采用與不完全和以往相同的方式。

首先看資金。國家開發銀行旗下的國開金融曾對國內特色小鎮的融資情況進行調研。結果顯示，特色小鎮建設因涉及拆遷安置、基礎設施等土地開發，以及工廠建設、配套完善等產業投入，因此需要大量資金。據推算，特色小鎮的投資基本上以幾十億起步，部分會超過百億。當下，盡管可再生能源設備價格降低，但如果加上制造、發電、服務和其他配套建設，新能源小鎮的總成本仍然較高。以秀洲為例，其預計總投資將達到170億元，2015-2017年前三年投資計劃即為56億元。
如此大的投資，如果僅由政府或一家企業承擔，不僅風險較大、持續性也會較差。相對可行的方式，是分階段采取不同的投資方式：在項目初始階段，政府仍然要盡力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制定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參與，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多種組合的方式共同投資。但在這一階段，運營者需要盡快尋找到其他的投資來源，以保證在3-5年后，小鎮的后續建設仍然有多元化的資本支持。

目前看，可行的投資來源之一，是支持綠色發展的企業基金，比如蘋果公司。不久前，蘋果與幾家供應商共同宣布，將在2018-2021年之間，共同向中國清潔能源基金投資近3億美元。當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減排作為社會責任，類似的基金在未來幾年或也較為常見，并可以成為小鎮資金支持的來源之一。

其次看人才。要想有閉環就要吸引人才，而有人才的前提，則是能吸引到足夠的人。在這個問題上，小鎮和互聯網有類似之處——后者取勝的關鍵，是實現足夠的流量，這樣模式才有成立的可能。而對于前者，只有足夠多的人流，產業才能有所發展，小鎮才有希望“盤活”。

新能源小鎮要想吸引人，需要借助兩點：一是選址、二是產品。選址，即小鎮必須具有一定的區位優勢，特別是臨近市場，交通便利。因為只有實現通達，才能解決工業型小鎮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一是勞動力能否及時補足；二是外部市場是否容易到達。除了區位，還要讓能源在小鎮里成為產品。和消費品不同，能源并非可以落地的終端產品。而能吸引人們注意的，卻往往是終端產品，而不是產生這個產品使用了哪些綠色能源，而這也是新能源小鎮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

社會環境：形成有包容性的“閉環”

前兩個“閉環”解決的是能源供給側問題，但真正在全社會范圍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綠色生活方式，原動力在于綠色能源需求側的轉變。為此，建設和發展新能源小鎮，根子是要在全社會推動形成一個綠色的、主要依賴新能源的包容性的“閉環”。
這個“閉環”的建立，除了在社會的認識和理念上發生重大轉變外，還要在政策引導方面努力，但最重要的是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而推動形成社會使用新能源的包容性的“閉環”。

構建閉環，一是要在社會認識和理念上有所轉變。

自1992年聯合國里約大會以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地球生態環境已經成為全球共識。減少傳統化石能源消耗、更多的依靠可再生能源進行生產和生活已成為全球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的投資進入到了可再生能源發展領域。而支撐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在不斷取得新的進展。以電動車為代表的新能源應用已成為全球發展的亮點，而我國則成為電動汽車的研發和使用的主要國家。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主動選擇新能源汽車。良好的社會環境正在重塑和形成全球能源發展新格局。

運行閉環，形成社會發展轉型綠色動力，政策引導十分重要。

如果沒有相關的政策驅動，即使用傳統化石能源與新能源缺乏實質性的區別或者差異，無論大量用能的制造業者，還是普通民眾，他們缺乏做出主動改變的內生動力。而單純依靠覺悟和意識提高，改變的力度和影響面都相對較小，難以形成較大的轉變。政府部門必須在使用綠色動能方面的便利性、獲利性等方面進行政策性引導，讓消費者有獲得感。從而為全社會形成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提供強大的制度性保障。

做好閉環，推動形成新能源發展業態與新能源消費群體的“利益共同體”極為關鍵。

未來，我國若取得國際競爭比較優勢，能源成本十分重要。美國頁巖氣革命之后，不僅在能源獨立問題上取得重大進展，能源價格進一步降低，從而提升了美國國際競爭力。我國的新能源發展，必須要提供廉價、充足、穩定和可靠的供給方面下功夫，特別是廉價，對于能源消費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讓能源供給者與能源需求者的利益一致起來極為關鍵，這將成為推動新能源小鎮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因此，必須圍繞社會包容性“閉環”進行全方位的調整，讓新能源供給側、新能源需求側能夠有效鏈接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