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光伏產業那些曾經“激情燃燒的歲月”中，布局上游，搶占多晶硅“大戰”歷歷在目。多晶硅的是制造太陽能電池的重要原材料，2005年我國第一個多晶硅生產項目在洛陽投產，當時誰也沒想到僅僅三年的時間，國際多晶硅的價格就一路瘋漲，從每公斤22美元，一路漲到2008年的800美元。國內大量光伏企業斥巨資涌入上游的多晶硅項目。

在光伏產業過山車般的沉浮成敗中“幸存”的幾位光伏大佬回憶起當年的“爭上游”，他們將如何回望當時的選擇，他們覺得自己做對了嗎？

為何光伏圈人人都想“爭上游”？

時任協鑫集團副董事長舒樺 ：爭上游，應該說當時的背景和環境下面確實有著巨大的利潤空間，來錢快，來錢比較猛，大家一哄而上。中國光伏產業發展的道路上，其實我們兩頭在外的格局其中有一頭就是原材料長期控制在國外少數大型化學企業手中。當時的多晶硅依賴進口，價格高，供不應求。

我記得當年有色金屬協會每個月的統計報表，都在我們這個行業里增加了新的面孔，而這些面孔往往都是來自于地產、貿易、紡織等跨界的一些投資，在不擁有技術、不擁有品牌、不擁有成本的前提下，快速地投資了大量的多晶硅產能。



不做上游是個艱難抉擇

阿特斯陽光電力有限公司董事長瞿曉鏵 ：阿特斯是長期堅持不做上游，因為我們覺得原材料雖然重要，但是一個公司也只有這么多的精力跟資源，必須要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但是真到選擇來臨的時候，也是挺難的。我記得在2008年、2009年的時候，那個時候只要是簽了多晶硅的長約，行業都是簽十年，企業可以用一百塊美金拿到多晶硅，你沒簽到，那你就是三百塊、四百塊，看每個季度的報表，我們的毛利率永遠是15—20%之間，別人永遠是30%幾，你再怎么解釋，投資者也不信，分析師永遠說你是三流，因為一流的都是能拿30%多的毛利。

這個時候想堅持這樣一種理念也是挺困難的，我記得最后一次出現簽不簽十年長約這么一個選擇題，對我來講，正好發生在2011年4月份，那個時候多晶硅的市價是100美金，長約價是40美金，簽還是不簽，我跟我供應鏈副總在電話打了半個小時，返過來折過去的說，最后我說我下不了決心，還是算了吧，30%的毛利率我不要，我寧可跑馬拉松，制造業說到底是個苦活，拿到15%—20%的毛利率，但是讓這個企業不要有太大的風險，這是我的選擇了。


尋找多晶硅曾經像尋寶一樣

尚德電力創始人施正榮 ：2004年國慶節，德國的朋友請我說，在吉爾吉斯斯坦在山里頭有高純度多晶硅，我說好，我去看看。我從上海坐到莫斯科，莫斯科半夜再坐到吉爾吉斯斯坦的首都。簡直就像坐坦克，轟轟走到那兒早上兩點，第二天帶我去看，開車13個小時來回，到山里頭。結果我非常失望，因為不是什么高純度多晶硅，是冶金級多晶硅，所以這個就是告訴大家當時尋硅跟尋寶一樣。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紀凡 ：那個時候拿不了料就開不了工，到什么程度，滿世界找半導體產業用下來的那些，比如表面涂了涂層的硅片，回來把表面洗掉，把里面所謂好的硅料拿來用，一公斤的料要洗幾千片，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挖地三尺把多晶硅料找出來。



放棄多晶硅項目三個晚上沒睡著覺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紀凡：我們2007年在連云港簽了要投資一萬噸多晶硅的項目，和地方政府簽了合約，我們的一個副省長還參加了奠基儀式，十億美金的項目。但是后來這個項目沒做。

陳偉鴻：什么原因呢？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紀凡：我們請了一個美國公司，是全球做多晶硅的整體解決方案，到他總部去參觀，一看，他跟我講一共是有多少噸，當時一看這個數字我就傻了，他說的數量，比我們未來的需求差三倍以上，我就說這個事情我就不干了，為了這個事情，我三個晚上沒睡著覺。

陳偉鴻：簽了意向書了，然后又舉辦了那么盛大的一個奠基儀式了，省領導也都來過了,最后得怎么收場？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紀凡：后來我跟領導去說，什么原因我不干了，當然他對我表示理解，但是后來我給連云港政府也做了一個交待，我給他引進了一家想做多晶硅的廠。給他引進去了，我就退出了。

“爭上游”讓中國擺脫對國外的依賴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秘書長王勃華：我倒是很贊賞這種爭上游的精神，因為光伏產業到目前為止仍然主流還是晶體硅太陽能電池，而且當時占成本的一半以上。這時候我們這些爭上游的企業站出來了，因為當時世界七大傳統的多晶硅廠，沒有一家給我們轉讓技術，根本不跟你談合作。我們通過自力更生發展起來。到現在我們多晶硅的產量世界第一，占全球47.8%，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成績。應該說中國光伏產品價格快速下降，和原材料的快速下降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