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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初在做生物質清潔取暖時，北方地區正如火如荼地推廣煤改電、煤改氣，上級政府對于我們的技術路線并沒有明確支持，可以說，我們是偷偷干的。”雖然現在“陽信模式”已經成為生物質清潔取暖的典范，得到國家能源局、住建部等多部門的“點贊”，但說起這一模式的建設歷程，陽信縣副縣長張新國在慶幸之余，仍有許多無奈。
張新國的無奈并不“孤獨”。在日前的調研采訪中，多位專家對記者表示，在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的農村地區清潔取暖中，作為影響農村清潔取暖效果的重要因素，基層政府面臨的壓力不容小覷。
面臨“三座大山”
“清潔取暖項目實施力度大，時間緊任務重，政府沒做好準備、企業沒做好準備、用戶也沒做好準備。政策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上下為難，出力不討好。”山西的一位基層政府人士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因為縣級政府通常不參與省市級的清潔取暖規劃，所以，對于省市下達的任務往往很茫然。雖然鄉鎮工作人員對于民眾的取暖需求比較了解，但對于政策與實際脫鉤的問題也沒有解決辦法。只能走走瞧瞧。“讓做的就做點，不讓做的就等等。”
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民用清潔爐具專委會副秘書長任彥波認可。她認為，政策規劃和實際情況差異帶來的項目落地難是基層政府在農村推廣清潔取暖面臨的最大難題。基層政府要做到規劃目標要求，時間緊、任務重、可選擇技術路徑范圍有限，項目實施迫不得已以完成任務為目的，脫離‘宜’字。”
“另一方面壓力來自于對居民工作的難度很大。”任彥波進一步表示，居民對于新生事物的接受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導，政府工作人員成了“推銷員”。
第三個壓力則是地方政府面對的財政補貼資金短缺問題。
記者獲得的一份資料顯示，某地對煤改電和煤改生物質提出每戶9000元的初始投資補貼，其中市和縣各出資4500元，2400元的運行費用也平均分配到市和縣級政府。但這對于縣級政府來說根本負擔不起，最后只得作罷。
缺乏長遠規劃
那么，這些困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參與了大量一線調研的北京化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劉廣青發現，在其走訪的諸多地區，主管清潔取暖的地方發改委提供的很多規劃、方案等文件明顯雷同，甚至到了讓人懷疑是否照抄照搬的地步。“這說明，地方政府部門對于清潔取暖缺乏長遠規劃。但并不是他們不想長遠打算，而主要是因為時間緊、任務重，沒時間規劃。”劉廣青表示。
前述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則認為，雖然許多地區都出臺了各自的清潔取暖推廣計劃，但卻缺乏相應的可行性分析。該人士坦言，以煤改電為例，某市計劃推行2-3萬臺電采暖設備，并將任務目標下發到縣一級，但卻沒人分析如此大規模的使用采暖設備需要多大電力負荷。而實際上電網的增容增壓需要省一級規劃審批，往往需要2-3年才能真正實現。此外，電網增容增壓后，又面臨著夏季不取暖時用電量下降的損失。
該人士進一步指出，雖然目前農村清潔取暖聲勢浩大，但卻缺乏實實在在、真正有價值的示范試點，相應地也就沒有穩定運行、真實可靠的支撐數據。這也使得基層政府面臨著無成熟經驗可借鑒的尷尬境地。
“我們推廣生物質清潔取暖時，對于燃料及與之搭配的爐具的標準有時很難把握。要不就是沒有相關標準，要不就是標準定得太高，超出實際需要。”對于推廣清潔取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張新國深有體會。
還需系統思維
要解決基層政府在推廣清潔取暖中遇到的困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國投資協會能源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理事長莊會永認為，還應在現有機制中尋找出路，既要尊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也要遵守國家相關“禁燃區”的規定，并積極在禁燃區外因地制宜地選擇技術路線。
“我倒認為相應的政策可以調整一下。”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室主任朱彤進一步表示，對于清潔取暖技術路線的選擇，不應給予基層政府太多限制，應將關注點主要放在排放上，而非燃料品種。“在沒有新的能源形式出現的情況下，燃料使用的技術進步是推進清潔取暖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議創建良好的政策和市場環境，真正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將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組織招標轉移到對項目和市場的監督管理。”在談到將基層政府從清潔取暖的壓力中解放出來時，任彥波認為，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應是明確清潔取暖的發展方向并出臺穩定持續的政策支持，進而搭建產業科技創新的平臺。這樣一方面能避免低價中標和地方保護主義，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另一方面也能實現社會投資最少、資源配置最優、節能減排效果最大化。
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吳吟在日前召開的農村清潔取暖座談會暨清潔取暖縣長論壇媒體吹風會上則表示，基層政府在推廣農村清潔取暖中遇到的問題，實際上反映出當前農村清潔取暖的綜合性難題，因為農村地區本就覆蓋面大、分散、且在經濟上處于弱勢。要推動農村清潔取暖問題的解決，就要將其與農村的其他問題結合起來，如秸稈、禽畜糞便的處理等。同時，農村清潔取暖一定要符合溫度對口、梯級利用的基本要求，避免浪費帶來的成本增加。此外，還要探索更多的能源利用模式，如生物質沼氣化等，真正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因地制宜、多能互補。
張新國的無奈并不“孤獨”。在日前的調研采訪中，多位專家對記者表示，在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的農村地區清潔取暖中，作為影響農村清潔取暖效果的重要因素，基層政府面臨的壓力不容小覷。
面臨“三座大山”
“清潔取暖項目實施力度大，時間緊任務重，政府沒做好準備、企業沒做好準備、用戶也沒做好準備。政策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上下為難，出力不討好。”山西的一位基層政府人士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介紹，因為縣級政府通常不參與省市級的清潔取暖規劃，所以，對于省市下達的任務往往很茫然。雖然鄉鎮工作人員對于民眾的取暖需求比較了解，但對于政策與實際脫鉤的問題也沒有解決辦法。只能走走瞧瞧。“讓做的就做點，不讓做的就等等。”
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民用清潔爐具專委會副秘書長任彥波認可。她認為，政策規劃和實際情況差異帶來的項目落地難是基層政府在農村推廣清潔取暖面臨的最大難題。基層政府要做到規劃目標要求，時間緊、任務重、可選擇技術路徑范圍有限，項目實施迫不得已以完成任務為目的，脫離‘宜’字。”
“另一方面壓力來自于對居民工作的難度很大。”任彥波進一步表示，居民對于新生事物的接受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導，政府工作人員成了“推銷員”。
第三個壓力則是地方政府面對的財政補貼資金短缺問題。
記者獲得的一份資料顯示，某地對煤改電和煤改生物質提出每戶9000元的初始投資補貼，其中市和縣各出資4500元，2400元的運行費用也平均分配到市和縣級政府。但這對于縣級政府來說根本負擔不起，最后只得作罷。
缺乏長遠規劃
那么，這些困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參與了大量一線調研的北京化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劉廣青發現，在其走訪的諸多地區，主管清潔取暖的地方發改委提供的很多規劃、方案等文件明顯雷同，甚至到了讓人懷疑是否照抄照搬的地步。“這說明，地方政府部門對于清潔取暖缺乏長遠規劃。但并不是他們不想長遠打算，而主要是因為時間緊、任務重，沒時間規劃。”劉廣青表示。
前述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則認為，雖然許多地區都出臺了各自的清潔取暖推廣計劃，但卻缺乏相應的可行性分析。該人士坦言，以煤改電為例，某市計劃推行2-3萬臺電采暖設備，并將任務目標下發到縣一級，但卻沒人分析如此大規模的使用采暖設備需要多大電力負荷。而實際上電網的增容增壓需要省一級規劃審批，往往需要2-3年才能真正實現。此外，電網增容增壓后，又面臨著夏季不取暖時用電量下降的損失。
該人士進一步指出，雖然目前農村清潔取暖聲勢浩大，但卻缺乏實實在在、真正有價值的示范試點，相應地也就沒有穩定運行、真實可靠的支撐數據。這也使得基層政府面臨著無成熟經驗可借鑒的尷尬境地。
“我們推廣生物質清潔取暖時，對于燃料及與之搭配的爐具的標準有時很難把握。要不就是沒有相關標準，要不就是標準定得太高，超出實際需要。”對于推廣清潔取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張新國深有體會。
還需系統思維
要解決基層政府在推廣清潔取暖中遇到的困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國投資協會能源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理事長莊會永認為，還應在現有機制中尋找出路，既要尊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也要遵守國家相關“禁燃區”的規定，并積極在禁燃區外因地制宜地選擇技術路線。
“我倒認為相應的政策可以調整一下。”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室主任朱彤進一步表示，對于清潔取暖技術路線的選擇，不應給予基層政府太多限制，應將關注點主要放在排放上，而非燃料品種。“在沒有新的能源形式出現的情況下，燃料使用的技術進步是推進清潔取暖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議創建良好的政策和市場環境，真正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將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組織招標轉移到對項目和市場的監督管理。”在談到將基層政府從清潔取暖的壓力中解放出來時，任彥波認為，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應是明確清潔取暖的發展方向并出臺穩定持續的政策支持，進而搭建產業科技創新的平臺。這樣一方面能避免低價中標和地方保護主義，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另一方面也能實現社會投資最少、資源配置最優、節能減排效果最大化。
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吳吟在日前召開的農村清潔取暖座談會暨清潔取暖縣長論壇媒體吹風會上則表示，基層政府在推廣農村清潔取暖中遇到的問題，實際上反映出當前農村清潔取暖的綜合性難題，因為農村地區本就覆蓋面大、分散、且在經濟上處于弱勢。要推動農村清潔取暖問題的解決，就要將其與農村的其他問題結合起來，如秸稈、禽畜糞便的處理等。同時，農村清潔取暖一定要符合溫度對口、梯級利用的基本要求，避免浪費帶來的成本增加。此外，還要探索更多的能源利用模式，如生物質沼氣化等，真正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因地制宜、多能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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