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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再次一馬當先。
近日，全國多個省市發布了2020年重大投資項目，截至3月8日，全國有23個省市已公布2020年省內重點項目投資計劃。《中國新聞周刊》梳理發現，20個已公布計劃投資額的省市投資計劃逾44萬億元。
從歷史經驗看，基建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選擇之一，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都采取了大規模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來應對。
資本市場很快就有了反應，以水泥、鋼鐵為代表的板塊出現大漲，似乎印證著基建投資的作用。
此次各地投資計劃的發布正逢疫情暴發時期，盡管除湖北以外，各地已開始分區分級推進復工，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未可知。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各地政府“不約而同”將基建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究竟是思維慣性還是精準施策？
值得擔憂的是，這幾年大規模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各地財力吃緊，財政減收，償債壓力巨大，特別是當年4萬億引發的重復建設和隱性債務等問題至今還未完全化解，現在官方拿出十數倍于當年的投資計劃，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錢從哪兒來？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引發更大的風險？
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看來，和4萬億的時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大不相同。2008年，全球的貿易市場是開放的，當時的判斷是即使供過于求，也可以通過外部市場消化掉。而現在，面對產能過剩，加上貿易和需求的萎縮，以及三期疊加的風險，對投資的有效性和精準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重復投資應該是小概率事件。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此消息一出，“新基建”旋即引來各方關注和解讀。
傳統基建是指鐵路、公路、橋梁、水利工程等大建筑，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鐵公基”。而“新基建”則是指發力于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涵蓋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騰訊較早提出的“產業互聯網”概念，實際上就包含了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說為“新基建”打下了數字基礎建設，而疫情下產業互聯網的爆發釋放正迎合“新基建”的窗口期。
在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看來，2003年SARS疫情帶動了第一波PC互聯網的加速，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則加速了產業互聯網的發展。
從“鐵公基”到“新基建”
“在中國城鎮化進入高峰時期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這一輪的基建熱背后，主要是為了滿足基礎設施建設補短板的現實需求。”趙全厚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2018年10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提出要著力補齊鐵路、公路、水運、機場、水利、能源、農業農村、生態環保、公共服務、城鄉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等領域短板，加快推進已納入規劃的重大項目。
“盡管這幾年我們的基建范圍在不斷微調，但從這個文件可以看出，‘鐵公基’依然是排在最前面的幾項，說明從長遠來看，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基礎設施補短板仍是一項重要內容。”趙全厚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
就在去年12月26日的全國交通運輸部工作會議上，交通運輸部披露2020年將完成鐵路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路投資1.8萬億元，民航投資900億元。也就是說，今年以交通基礎設施為主的“鐵公基”建設就將投資近2.7萬億元。
在目前公布投資計劃的省市中，廣東投資總額最大，1230個項目共投資5.9萬億元；其次是云南，525個項目共投資5萬億元。緊隨其后的是四川和重慶，分別為4.4萬億元和4.38萬億元。接下來是福建、陜西和河南，分別是3.84萬億元、3.38萬億元和3.2萬億元。
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投資積極性較高，數額也巨大，而且傳統基建項目占比較大。比如在重慶的《城市提升行動計劃》中，建設交通、市政、水利、生態環保、能源、通信等項目占計劃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
趙全厚分析，一些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如交通領域向中西部傾斜是逐步實現的。在人口稠密度的東部地區或者大城市周邊，交通基礎設施已經飽和，頂多只能做一些邊際性的投資，比如北京新建第二機場，而中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相對比較薄弱，從“十二五”時期開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向中西部延伸，以此加強人員的流動，實現經濟的發展和人流、物流、貨流的均衡化。
“明顯可以看到，交通領域無論是投資的力度，還是投資的密度，都在補短板，呈現出東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延伸的過程。”趙全厚說。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中，以5G基建、特高壓（電力）物聯網、高鐵（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和充電樁、云計算和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也在政府投資中嶄露頭角，格外引發關注。
實際上，新基建并非全新的概念，早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曾強調要加快“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以及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將“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列入新基建范疇。
疫情發生后，中央更是加快對新基建的部署，就在近一個月內，已4次召開會議部署“新基建”。特別是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新基建”項目后，多個省市隨即公布了2020年重大投資項目計劃，在一些詳細的項目安排中，不乏“新基建”的身影。
用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的話說，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四“新”，即新的地區、新的主體、新的方式、新的領域。要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
這次疫情還暴露出公共基礎設施的短板，即使在武漢這樣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醫療資源配置和公共應急能力依然不足。因此，公共基礎設施補短板也成為此輪政府投資的重點。
比如山東就在現有項目推進的基礎上，聚焦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產業生態、基礎設施等四個重點領域，突出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應急體系、應急物資儲備、網絡安全保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應急供水保障、疫苗研發生產、醫療物資產業鏈建設和基礎設施保障，提出274個重點項目，總投資8922億元。
錢從哪兒來？
然而，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錢從哪兒來？
2008年11月，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央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10項措施，到2010年底大約新增4萬億元的投資規模；而2008年，全國一般預算收入超過6萬億元。
據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后來介紹，在4萬億元投資中，新增中央投資共11800億元，主要來自中央預算內投資、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財政其他公共投資，以及中央財政災后恢復重建基金。其他投資28200億元，主要來自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代發地方政府債券、政策性貸款、企業（公司）債券和中期票據、銀行貸款以及吸引民間投資等。
從后來的效果來看，那時候的金融監管還存在一些缺陷，影子銀行、地方投融資平臺亂象橫生，引發了一系列金融和債務風險，至今尚未化解。由于配套資金沒有到位，4萬億的刺激政策也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
有了前車之鑒，在各省紛紛公布投資計劃之后，一些質疑的聲音開始出現。畢竟，財政部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一般預算收入19.04億元，投資額度已遠遠超出財政收入，隨著近年來大力推進減稅降費，各地均面臨財力緊張的局面，如何完成44萬億元甚至更多的投資？
“政府融資無非幾種老辦法，除了舉債，就是PPP。但是地方債也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云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地方政府舉債有額度限制，無法滿足投資需求，而專項債又規定了指定用途，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從一些省市的情況來看，還存在借了專項債后，由于并沒有那么多項目，出現資金擱置的情況，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即使融資成功，未來也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政府投資的項目多是投資額大、回報率低的項目，債務到期后，難以依靠項目盈利來償債，無形中加大了未來的債務風險。
而PPP也存在著潛在風險，很多項目成為隱性債務，而上個4萬億以后，為中國留下了多大規模的隱性債務，至今尚未理清。
基建先行，市場緊跟
實際上，近年來由于金融去杠桿導致信用收縮，社會來源資金收緊，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自2009年創下30.1％高點后，出現持續下行，2019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5.4％，為十年來新低。
與之相應，中國基建增速和經濟增速也連續下滑，2018年，中國基建投資增速從上一年的19％降至3.8％。而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19年中國基建投資仍維持3.8％的增速，增長乏力，其原因包括PPP項目清理、資管新規導致非標融資渠道收緊、地方債發行（城投債）收緊與信用市場波動等。
“我國的經濟已經從高速發展，進入到中速發展的階段，如何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成為大家對高質量發展的期待之一。”喬寶云打了個比方，正如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如果貿然停下來，肯定會有更大的風險。因此，如何保持一定的增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需要尋找新的動能，這對于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地方而言，自然不在話下，而對于市場經濟相對較弱的地方而言，還需要政府在短期內發揮替代作用。
今年是三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在本該大干快上的時刻遭遇疫情，從而整個決策也發生了改變。在喬寶云看來，4萬億也好，44萬億也罷，看似偶然的背后，是短期波動和長期趨勢之間的關系。這些年的減稅降費，三去一降一補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長期趨勢。“我們不能因為短期的波動，而投入過多精力，否則，真正的趨勢性問題就會被掩蓋。”
從決策層面，選擇投資拉動而非消費、貿易拉動，也并非偶然。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外貿的實現依賴國際經濟大環境，不確定因素較多，而消費的實現依賴于兩個前提，一是老百姓有足夠的錢，二是老百姓有了錢后不是拿來儲蓄，而是用于消費。這兩點的前提是，老百姓要有好的就業。
在此次疫情發生后，各地紛紛啟動一級響應機制，通過封城和隔離，防止疫情的蔓延。但整個社會經濟也由此按下暫停鍵，人員阻隔，物流不暢，企業遲遲無法復工，訂單的壓力，現金流的壓力，防疫的壓力，讓企業復工變得困難重重，社會秩序難以恢復，經濟發展受到巨大沖擊，對就業也產生不好的影響。在喬寶云看來，目前這一階段，經濟增速并非最重要的，關鍵在于就業，這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在防控疫情和經濟發展之間，應如何平衡，將損失減到最小？趙全厚認為，現階段，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應將工作重心放到恢復經濟秩序中來，而政府投資可以起到穩定社會預期，傳遞信心，提高企業生產積極性的作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適當地加大政府債券發行，擴大基建也是可行的方法。
“風險一定有，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財政必須承擔這些風險。”趙全厚認為，這兩年中國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加上中美貿易沖突和疫情的影響，整個中國社會亟須盡快復工復產，穩定就業，就需要政府適度加大公共投資，尤其加大補短板方面的投資，從逆周期調整穩定社會預期，從而帶動上下游企業跟進投資。
隨著政府的項目在全國落地開花，一些諸如物流等環節也隨之疏通，為企業帶來便利。而加大投資后，最終也會給老百姓留下一些公共領域的財產。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只需控制投資的節奏，避免一次性過高投入帶來的風險。據趙全厚介紹，政府投資項目，有些需要中央審批，有些只需報備，地方政府可自行決定。因此，盡管公布的投資項目都會進入項目庫，但并非所有項目都能在一兩年內落地。
最終落地的，一定是有資金保障的項目。更多的項目，可能會在編制“十四五”規劃中體現，向社會傳遞政府的積極信號和穩定預期。
這些年高速發展的城鎮化，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的債務，風險趨緊。再加上疫情造成的原材料供應、人流、物流的限制，不可能年內將所有的資金都投入到項目上去。因此，趙全厚預估，今年預算內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投入，包括增加一般債務和專項債務額度，加上PPP，今年各地政府總的投資額，以萬億為單位，不會到10萬億，預計在6萬億~7萬億元左右，期望以此來穩定和帶動市場預期好轉，帶動社會投資跟進。
“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之間必須匹配，在特殊時期，基建可以先走一步，但不能先走十步，那樣就跟不上了。”喬寶云表示，在這個時候，政府和市場就會產生兩種關系，一種是基建先行，市場緊跟，兩者相互成長，相互支撐；另一種則是政府將本該是市場的功能擠占了。“比如目前要穩就業，政府采取了一些臨時性措施，但隨后就應騰出手讓市場跟上，這樣才是健康的關系。”
近日，全國多個省市發布了2020年重大投資項目，截至3月8日，全國有23個省市已公布2020年省內重點項目投資計劃。《中國新聞周刊》梳理發現，20個已公布計劃投資額的省市投資計劃逾44萬億元。
從歷史經驗看，基建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選擇之一，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都采取了大規模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來應對。
資本市場很快就有了反應，以水泥、鋼鐵為代表的板塊出現大漲，似乎印證著基建投資的作用。
此次各地投資計劃的發布正逢疫情暴發時期，盡管除湖北以外，各地已開始分區分級推進復工，但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未可知。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各地政府“不約而同”將基建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究竟是思維慣性還是精準施策？
值得擔憂的是，這幾年大規模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各地財力吃緊，財政減收，償債壓力巨大，特別是當年4萬億引發的重復建設和隱性債務等問題至今還未完全化解，現在官方拿出十數倍于當年的投資計劃，背后的邏輯是什么？錢從哪兒來？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引發更大的風險？
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看來，和4萬億的時期相比，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已經大不相同。2008年，全球的貿易市場是開放的，當時的判斷是即使供過于求，也可以通過外部市場消化掉。而現在，面對產能過剩，加上貿易和需求的萎縮，以及三期疊加的風險，對投資的有效性和精準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重復投資應該是小概率事件。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此消息一出，“新基建”旋即引來各方關注和解讀。
傳統基建是指鐵路、公路、橋梁、水利工程等大建筑，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鐵公基”。而“新基建”則是指發力于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涵蓋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騰訊較早提出的“產業互聯網”概念，實際上就包含了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說為“新基建”打下了數字基礎建設，而疫情下產業互聯網的爆發釋放正迎合“新基建”的窗口期。
在騰訊高級執行副總裁、云與智慧產業事業群總裁湯道生看來，2003年SARS疫情帶動了第一波PC互聯網的加速，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則加速了產業互聯網的發展。
從“鐵公基”到“新基建”
“在中國城鎮化進入高峰時期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這一輪的基建熱背后，主要是為了滿足基礎設施建設補短板的現實需求。”趙全厚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2018年10月3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提出要著力補齊鐵路、公路、水運、機場、水利、能源、農業農村、生態環保、公共服務、城鄉基礎設施、棚戶區改造等領域短板，加快推進已納入規劃的重大項目。
“盡管這幾年我們的基建范圍在不斷微調，但從這個文件可以看出，‘鐵公基’依然是排在最前面的幾項，說明從長遠來看，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基礎設施補短板仍是一項重要內容。”趙全厚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
就在去年12月26日的全國交通運輸部工作會議上，交通運輸部披露2020年將完成鐵路投資8000億元，公路水路投資1.8萬億元，民航投資900億元。也就是說，今年以交通基礎設施為主的“鐵公基”建設就將投資近2.7萬億元。
在目前公布投資計劃的省市中，廣東投資總額最大，1230個項目共投資5.9萬億元；其次是云南，525個項目共投資5萬億元。緊隨其后的是四川和重慶，分別為4.4萬億元和4.38萬億元。接下來是福建、陜西和河南，分別是3.84萬億元、3.38萬億元和3.2萬億元。
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投資積極性較高，數額也巨大，而且傳統基建項目占比較大。比如在重慶的《城市提升行動計劃》中，建設交通、市政、水利、生態環保、能源、通信等項目占計劃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
趙全厚分析，一些政府投資的主要領域，如交通領域向中西部傾斜是逐步實現的。在人口稠密度的東部地區或者大城市周邊，交通基礎設施已經飽和，頂多只能做一些邊際性的投資，比如北京新建第二機場，而中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相對比較薄弱，從“十二五”時期開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向中西部延伸，以此加強人員的流動，實現經濟的發展和人流、物流、貨流的均衡化。
“明顯可以看到，交通領域無論是投資的力度，還是投資的密度，都在補短板，呈現出東部向中部再向西部延伸的過程。”趙全厚說。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中，以5G基建、特高壓（電力）物聯網、高鐵（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和充電樁、云計算和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也在政府投資中嶄露頭角，格外引發關注。
實際上，新基建并非全新的概念，早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曾強調要加快“城際交通、物流、市政基礎設施，以及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將“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列入新基建范疇。
疫情發生后，中央更是加快對新基建的部署，就在近一個月內，已4次召開會議部署“新基建”。特別是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新基建”項目后，多個省市隨即公布了2020年重大投資項目計劃，在一些詳細的項目安排中，不乏“新基建”的身影。
用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的話說，未來“新”一輪基建主要應有四“新”，即新的地區、新的主體、新的方式、新的領域。要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
這次疫情還暴露出公共基礎設施的短板，即使在武漢這樣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醫療資源配置和公共應急能力依然不足。因此，公共基礎設施補短板也成為此輪政府投資的重點。
比如山東就在現有項目推進的基礎上，聚焦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產業生態、基礎設施等四個重點領域，突出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應急體系、應急物資儲備、網絡安全保障、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應急供水保障、疫苗研發生產、醫療物資產業鏈建設和基礎設施保障，提出274個重點項目，總投資8922億元。
錢從哪兒來？
然而，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錢從哪兒來？
2008年11月，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央推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10項措施，到2010年底大約新增4萬億元的投資規模；而2008年，全國一般預算收入超過6萬億元。
據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后來介紹，在4萬億元投資中，新增中央投資共11800億元，主要來自中央預算內投資、中央政府性基金、中央財政其他公共投資，以及中央財政災后恢復重建基金。其他投資28200億元，主要來自地方財政預算、中央財政代發地方政府債券、政策性貸款、企業（公司）債券和中期票據、銀行貸款以及吸引民間投資等。
從后來的效果來看，那時候的金融監管還存在一些缺陷，影子銀行、地方投融資平臺亂象橫生，引發了一系列金融和債務風險，至今尚未化解。由于配套資金沒有到位，4萬億的刺激政策也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
有了前車之鑒，在各省紛紛公布投資計劃之后，一些質疑的聲音開始出現。畢竟，財政部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一般預算收入19.04億元，投資額度已遠遠超出財政收入，隨著近年來大力推進減稅降費，各地均面臨財力緊張的局面，如何完成44萬億元甚至更多的投資？
“政府融資無非幾種老辦法，除了舉債，就是PPP。但是地方債也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云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地方政府舉債有額度限制，無法滿足投資需求，而專項債又規定了指定用途，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從一些省市的情況來看，還存在借了專項債后，由于并沒有那么多項目，出現資金擱置的情況，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即使融資成功，未來也面臨巨大的償債壓力。政府投資的項目多是投資額大、回報率低的項目，債務到期后，難以依靠項目盈利來償債，無形中加大了未來的債務風險。
而PPP也存在著潛在風險，很多項目成為隱性債務，而上個4萬億以后，為中國留下了多大規模的隱性債務，至今尚未理清。
基建先行，市場緊跟
實際上，近年來由于金融去杠桿導致信用收縮，社會來源資金收緊，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自2009年創下30.1％高點后，出現持續下行，2019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僅為5.4％，為十年來新低。
與之相應，中國基建增速和經濟增速也連續下滑，2018年，中國基建投資增速從上一年的19％降至3.8％。而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19年中國基建投資仍維持3.8％的增速，增長乏力，其原因包括PPP項目清理、資管新規導致非標融資渠道收緊、地方債發行（城投債）收緊與信用市場波動等。
“我國的經濟已經從高速發展，進入到中速發展的階段，如何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成為大家對高質量發展的期待之一。”喬寶云打了個比方，正如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如果貿然停下來，肯定會有更大的風險。因此，如何保持一定的增速，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需要尋找新的動能，這對于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地方而言，自然不在話下，而對于市場經濟相對較弱的地方而言，還需要政府在短期內發揮替代作用。
今年是三大攻堅戰的決勝之年，在本該大干快上的時刻遭遇疫情，從而整個決策也發生了改變。在喬寶云看來，4萬億也好，44萬億也罷，看似偶然的背后，是短期波動和長期趨勢之間的關系。這些年的減稅降費，三去一降一補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長期趨勢。“我們不能因為短期的波動，而投入過多精力，否則，真正的趨勢性問題就會被掩蓋。”
從決策層面，選擇投資拉動而非消費、貿易拉動，也并非偶然。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外貿的實現依賴國際經濟大環境，不確定因素較多，而消費的實現依賴于兩個前提，一是老百姓有足夠的錢，二是老百姓有了錢后不是拿來儲蓄，而是用于消費。這兩點的前提是，老百姓要有好的就業。
在此次疫情發生后，各地紛紛啟動一級響應機制，通過封城和隔離，防止疫情的蔓延。但整個社會經濟也由此按下暫停鍵，人員阻隔，物流不暢，企業遲遲無法復工，訂單的壓力，現金流的壓力，防疫的壓力，讓企業復工變得困難重重，社會秩序難以恢復，經濟發展受到巨大沖擊，對就業也產生不好的影響。在喬寶云看來，目前這一階段，經濟增速并非最重要的，關鍵在于就業，這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在防控疫情和經濟發展之間，應如何平衡，將損失減到最小？趙全厚認為，現階段，全國大部分省市都應將工作重心放到恢復經濟秩序中來，而政府投資可以起到穩定社會預期，傳遞信心，提高企業生產積極性的作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適當地加大政府債券發行，擴大基建也是可行的方法。
“風險一定有，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財政必須承擔這些風險。”趙全厚認為，這兩年中國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加上中美貿易沖突和疫情的影響，整個中國社會亟須盡快復工復產，穩定就業，就需要政府適度加大公共投資，尤其加大補短板方面的投資，從逆周期調整穩定社會預期，從而帶動上下游企業跟進投資。
隨著政府的項目在全國落地開花，一些諸如物流等環節也隨之疏通，為企業帶來便利。而加大投資后，最終也會給老百姓留下一些公共領域的財產。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只需控制投資的節奏，避免一次性過高投入帶來的風險。據趙全厚介紹，政府投資項目，有些需要中央審批，有些只需報備，地方政府可自行決定。因此，盡管公布的投資項目都會進入項目庫，但并非所有項目都能在一兩年內落地。
最終落地的，一定是有資金保障的項目。更多的項目，可能會在編制“十四五”規劃中體現，向社會傳遞政府的積極信號和穩定預期。
這些年高速發展的城鎮化，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的債務，風險趨緊。再加上疫情造成的原材料供應、人流、物流的限制，不可能年內將所有的資金都投入到項目上去。因此，趙全厚預估，今年預算內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投入，包括增加一般債務和專項債務額度，加上PPP，今年各地政府總的投資額，以萬億為單位，不會到10萬億，預計在6萬億~7萬億元左右，期望以此來穩定和帶動市場預期好轉，帶動社會投資跟進。
“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之間必須匹配，在特殊時期，基建可以先走一步，但不能先走十步，那樣就跟不上了。”喬寶云表示，在這個時候，政府和市場就會產生兩種關系，一種是基建先行，市場緊跟，兩者相互成長，相互支撐；另一種則是政府將本該是市場的功能擠占了。“比如目前要穩就業，政府采取了一些臨時性措施，但隨后就應騰出手讓市場跟上，這樣才是健康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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