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型電力系統，不是一個行業性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社會全局性問題。

1、電力系統發展需要與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

技術賦能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在經濟學上，除了反映了技術創新價值外，還反映需求決定供給的規律。需求具有發展階段的特點，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社會需求會不同。對于電力系統而言，這一規律就是，不同發展階段，社會對電力系統和供電服務的需求不同（包括量、質和價格等），電力系統發展需要與社會需求相匹配。最關鍵的就是要處理好資源與使用的關系，即，社會經濟不同發展階段需要用什么資源發電、怎樣輸送和分配電能、能夠承受怎樣的用電成本。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可以劃分為起飛階段、轉型階段和消費提質階段。

在起飛階段，經濟規模與量持續擴張，制造業逐漸成為主導部門。此階段，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大量的低成本電能支撐，此時的電力系統是以成本最低的煤炭和煤電為支柱的，公路、鐵路和江海水運煤炭到東部負荷中心，電網的功能主要是為煤電的輸送和分配服務的。我國經濟的起飛階段大致涵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十二五”末的四十年，實現了從較落后位置到世界第二經濟體的蛻變，形成了全球最全的工業體系和較強的制造能力，我國的水泥、鋼鐵產量全球占比都超過了50%。

在轉型階段，經濟結構持續優化，低端產業逐漸淘汰，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此階段，經濟發展更加注重效率與質量，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戰略影響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展對電能供給量需求依然旺盛（工業用電比重依然較大，城鎮化和信息化發展都需要提高社會電氣化水平），越來越注重對低碳清潔電能的開發和使用（這是經濟社會長期快速發展大量消耗碳基能源積累下來的“生態欠賬”），即增量依然較大，存量也要優化。這都將推動電力系統轉型。在技術賦能下，風光新能源發電快速發展，大容量遠距離輸電與微網、局域電網、源網荷儲用一體化等電能新型開發利用方式層出不窮。電力系統的發展形態、投資邏輯和運行規則，都將適應這些變化，特別是新能源的快速發展帶來的變化。這個轉型階段需要多長時間？很難給出一個明確清晰的時段，但二三十年總會有的。這個階段電力系統發展需要解決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如何確保新能源發電能夠以安全、經濟、社會成本最小的方式替代煤電，成為主體電源。依靠大量的政府投入、財政補貼和公共資源投入，能夠撬動起新能源發展，但要實現“公平地戰勝煤電”，必須要剔除這些外源性支持因素，按照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對待新能源。

在消費提質階段，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持續擴大，人民生活福利和幸福感、獲得感不斷提高。社會和個體消費者更愿意為“低碳”或綠色產品和服務付費，更愿意購買那些ESG（環境、社會和治理）表現好的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成為推動綠色能源發展的重要基礎。這種支付意愿也會體現為市場中的一種具有“價格”的評價因子，即愿意承擔使用清潔綠色電能的用電成本溢價。同時，由于工業結構的高端化、知識化和“輕量化”，工業用電量占比下降，商業和居民用電量占比提高，社會用電量增速降低，因此，用電存量結構優化成為重點，以往的“在規模擴張中解決問題的思路”行不通了。

2、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受到我國產業結構及其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第二產業用電量在全社會用電量占比長期保持在70%左右。《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推進制造強國、質量強國建設，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可以預見，未來較長階段，實體經濟仍將發揮國家經濟支柱作用，反映在用電需求上就是第二產業用電量的較高占比，即電力系統生產側的能源資源消耗將有較大比例用于向第二產業提供電能，與之伴隨的溫室氣體或二氧化碳排放也將有較大比例由此產生。

同時，我們還需要看到，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制品中，有220多種的產量居全球第一。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地位，就是全球最大的的實物產品或中間產品、制成品提供者。2019和2020年，我國在全球貨物貿易進出口份額分別是13.1%和14.8%（WTO數據），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機械及運輸裝備、紡紗織物和服裝等多類貨物出口位居世界首位。我們的大量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是由于出口型貿易需求造成的，形成了“發達國家消費，中國耗能排放”的局面。

疫情期間，世界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極大破壞，我國“世界實物產品供應商”作用進一步強化，這一方面會繼續增加我國出口貿易導致的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量，另一方面，未來幾年隨著歐美控制住疫情加速實體經濟回歸，產業鏈和供應鏈回歸常態，我國將面對大量的過剩產能和沉淀資產。這將對我國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破壞作用。

在這種經濟社會背景下，中國該需要怎樣的電力系統與之匹配、與之適應？回答好這個問題，光是電力系統從業者或電力系統專家，甚至能源、環境專家肯定是不行的。

3、重視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成本與正義問題

電力系統轉型需要成本，至少包括經濟成本、人員安置成本和安全成本。

經濟成本主要是指相關的電源和電網工程項目建設與運營產生的成本。此部分成本大多轉化為固定資產和經營成本。電源和電網工程建設都需要從策劃、規劃、設計、實施等多個環節過程，有些可能長達數年。與經濟發展，特別是周期性行業需求可能會產生“時間差”，造成“想用電時，沒有電”的情況。這需要通過提高國內國際市場預測精準度、采用更加科學的產業景氣度和周期性“指標體系”、研發使用更加靈活、模塊式供電系統等，建立更加合理緊密的電源、電網和下游產業之間協同發展關系。電力系統發展滯后于或太超前于社會需求，都將增加社會的用電成本，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前者主要是由于供給緊張（可能是電源建設滯后或是電網結構不合理、輸電受阻等原因），后者主要是超量電力基礎設施投資、利用率低（主要是電網工程、輸電工程投資等原因），都會增加用戶分攤，提高用戶用電成本。從以往電力系統投資數據預測，為實現“雙碳目標”，我國需要的電力系統工程投資與運營投入大致在100-120萬億元。

人員安置成本是指在新舊體系轉換過程中，解決退出行業從業人員安置所投入的資源和資金。在轉型中都會有技術的替代、行業的替代，新能源發電在替代煤電過程中，將不可不免造成對煤炭和煤電項目投資減少，相關企業關停，并將產生相關從業人員安置問題。對于民營企業，人員安置成本多采用離職補償方式；對于國有企業，人員安置成本多采用分流、培訓和再就業等方式。解決人員安置問題也需要投入大量額外資源和資金。人員安置成本屬于階段性成本，集中發生在新舊體系的轉型期前端。根據經驗數據預測，構建新電力系統涉及到的煤炭和煤電行業從業人員大約350萬人，按照人均20萬元的安置成本，共需要約7000億元。

在安全成本方面，風光新能源發電具有與煤電等常規發電截然不同的物理特性，原有的電力系統無論是從電力系統形態、運行規則和市場機制、標準體系等方面都需要進行程度不同的改變。在此過程中，需要注意不同關鍵技術成熟度的匹配問題，注意不同市場機制與政策、標準體系的匹配性問題，注意常態情況下與緊急情況下（如特殊氣候情況、外部資源斷供情況等）的供電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資源和資本的投入，這也是電力系統轉型的一種成本（也可以稱為風險成本）。此部分成本多與風險因素（風險概率與損失等）、機制因素（機制不匹配造成的損失）等相關，相對較難以量化。根據經驗數據預測，此部分成本每年大約在1000-2000億元左右。

電力系統轉型的三類成本都涉及到轉型正義。筆者認為，如果這種轉型造成社會用電成本過快增長，就不能稱之為正義轉型；如果這種轉型不考慮退出行業從業人員再就業問題，就不能稱之為正義轉型；如果這種轉型不充分考慮安全可靠供電問題，就不能稱之為正義轉型。失去了正義的轉型，一定不會是可持續和成功的。

4、構建新型電力系統是一項重大的經濟社會變革課題

如何構建新型電力系統，不是電力系統或電力行業自己的事情，而是一項重大的經濟社會課題。筆者反對將構建新型電力系統作為一項電力系統或電力行業自身事情的看法或做法。新型電力系統的構建，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的重大戰略性命題，僅僅從專業的角度去探討和分析，從行業、企業角度提出方案，都極大可能產生類似“盲人摸象”或“本末倒置”的結果。需要將其放在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中規劃考慮，將這個時代命題放在新發展階段和新發展格局中去研究，從供需兩頭做深入分析，堅持需求側與供給側同等重要的原則，充分發揮技術賦能、制度賦能的作用。

筆者認為，最為關鍵的是，我國抓緊利用好近幾年寶貴窗口期，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通過增強內循環的對資源、資本和要素的強大吸引力，通過倒逼高耗能、高排放低端產業轉移到境外，調整國內產業結構，重構生產側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出口驅動力與內需驅動力對比，減少出口型貿易產生的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增加經濟安全、能源安全和生態安全之間的協同性和可控性。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實現出口驅動力與內需驅動力此消彼長的過程中，順勢而為，通過重構電源、電網與用戶之間的市場關系、交易關系，重組技術、數據、管理、資本等各類要素，形成促進我國新型電力系統建設的經濟社會條件。

同時，非常有必要系統深入開展新型電力系統對經濟社會影響及其成本正義研究，特別需要回答好如下問題：今后該如何發展煤炭和煤電、如何實現電力系統的正義轉型、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成本是怎樣的等。政府部門應該多從經濟社會全局角度出發，制定相關戰略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