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評論版主編

一年以來，中國光伏產業呈現一片蕭條狀態，一方面，這是近年來產業結構失衡、地方政府刺激與擴張過度的結果，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令光伏產業雪上加霜。

發達國家市場擴容曾給中國光伏企業帶來高速發展機遇，但受金融危機沖擊，歐美內部經濟環境惡化，貿易防衛措施也紛至沓來。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初步裁定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光伏產品征收31.14%-249.96%的反傾銷稅，最終裁定在10月。7月24日，總部位于德國的太陽能企業Solar World也向歐盟委員會申訴，要求對中國光伏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按照歐盟法律，應在45日內做出是否立案決定，最后期限為9月6日。中國企業也不甘示弱。7月，4家國內光伏企業聯合向商務部遞交申請，要求對歐盟出口中國的多晶硅實行“雙反”調查，得到商務部受理。

光伏貿易戰一觸即發，而8月底德國總理默克爾率領豪華政商陣容訪華，為解決糾紛帶來一絲轉機。默克爾表示，現在中歐雙方還有時間，希望以協商的方式解決。溫家寶總理則回應說，這種解決爭端的途徑，可以對世界起到示范作用。

兩國總理表達共識后，便有國內企業做出樂觀解讀，認為歐盟可能將取消反傾銷立案。但9月4日又有媒體報道稱，歐盟已向中國駐歐盟使團發出照會，確認將對中國出口歐洲的太陽能電池及其組件發起反傾銷調查。于是空氣又變得緊張起來，更有人稱這是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給默克爾的“一記耳光”。

一喜一悲，轉換速度如此之快，無非表明此前業界對默克爾表態的作用冀望過高，也反映出光伏企業在風雨欲來時緊張、患得患失的心理。從法律上來講，歐盟委員會的調查和默克爾訪華是平行關系，默克爾只能在外圍對歐盟調查提建議，沒有參與決定權。

從情理上講，也不能把默克爾的表態解讀為對中國光伏產業政策無異議，相反，默克爾正是希望通過“協商”來解決歐洲人所稱的“不公平”行為，如政府補貼等。而且，默克爾從原來人們猜測的“避談太陽能議題”，一下子變成明確表態，更讓德古赫特更有了堅持既定方案的動力，以顯得歐盟總部并不是對德國俯首帖耳，更不會輕易向中國“叩頭”。

這樣的態勢，也許確實會讓一些光伏企業擔心的“立案不可避免”的前景變為現實。但立案也不意味著再無轉圜余地。歐盟官員對于反傾銷案件的認定以及具體稅率的確定，都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可以繼續發揮影響力，爭取德國等方面的支持，以獲得一個對國內企業更有利的結果，無論是在制裁還是稅率方面。

可以說，在這個事件上默克爾和德古赫特分別唱了“紅臉”和“白臉”。德古赫特2010年就任歐盟貿易委員時就向歐洲議會承諾，將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當然，一直以來，歐盟企業也對中國在市場準入、政府補貼、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政策頗有微詞，希望歐盟貿易委員會對中國施壓。但另一方面，中國和歐盟又互為對方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的龐大市場對困境中的歐洲經濟復蘇意義重大。“形勢比人強。”雖然有德古赫特這樣的“鷹派”，但任何對華貿易舉措都必須考慮到可能的后果，且歷史表明，歐盟官員在權衡利弊之后，通常也會做出符合其利益的決策，“貿易戰”將是一個雙方都會盡力趨避的選項。

對中歐關系關注者來說，目前的情景有似曾相識之感。2005年中國對歐紡織品出口配額取消后，中國紡織品憑借競爭優勢大量涌入歐洲，歐洲紡織行業紛紛申請保護，導致歐盟貿易委員會考慮掄起反傾銷與反補貼大棒。最終在2005年6月10日，歐盟對華紡織品貿易“15天特保預備期”到來前的最后一分鐘，雙方達成協議，避免一場兩敗俱傷的貿易戰。紡織品貿易的規模遠大于光伏產品，當時受到的關注也遠大于目前的光伏糾紛。而且那時金融危機尚未爆發，歐洲經濟一片繁榮，中國尚未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遠不如今天，歐洲有求于中國的事項很少。如果當時中歐雙方就能找到出路避免零和性的對抗，今天的智慧和經驗應該更多才對。

當年的紡織品爭端還充分說明，歐盟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不同國家和產業的利益訴求大相徑庭。當時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呼聲比較高的多是傳統上紡織業較發達的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等，而以外貿作為主要經濟命脈的北歐國家則反對壁壘，敦促南歐國家加快產業轉型。

類似的態勢也存在于今天。當前對華反傾銷調查的推手是歐洲太陽能企業，而中國如果明確表態，假如歐盟做出反傾銷裁定，就馬上像對美國一樣，對歐洲多晶硅甚至其他產業亦展開“雙反”調查，歐洲就必須權衡，是否有必要為太陽能產業做出犧牲。這是值得謹慎考慮的，因為，即使對華征收反傾銷稅，也不能解救歐洲太陽能產業，而且長遠來看，把污染嚴重、需要低廉勞工的光伏產業上游放在中國，其實對歐洲的可再生能源產業是有利的。

總之，歐盟在自身結構上的固有問題，為中國提供了加以“分化”和利用的機會。就像單一貨幣的束縛加劇了歐元區危機一樣，布魯塞爾的歐盟機構與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差異，讓歐盟難以在貿易、外交等各方面制定讓各方都滿意的協調性政策。在對華政策方面，這既表現為各國爭相希望從中國拿到更豐厚的商業合同，也表現為軍售問題上的立場不一。默克爾和德古赫特的表態差異也是一個例子。

此外，如何把一個日益強大的大國綁在歐盟對華交往的統一框架內，也是歐盟的巨大挑戰。如果說對于誰是歐洲“老大”過去還有疑問的話，本次危機已給出確定無疑的答案。中德在經濟、外交等政策上的日益接近，也讓“中德特殊關系”甚至所謂的“北京-柏林軸心”得到國際媒體熱議。

當然。所有的伙伴關系都不是永遠牢靠的，中德、中歐關系的未來取決于雙方能否淡化意識形態爭執，控制貿易摩擦，將雙邊關系牢牢扎根于經濟互補之上。默克爾上臺時正值英、法亦是右翼黨派執政，故而對華政策的價值觀色彩較強，2007年會見達賴更讓中德關系緊張。但最終，還是經濟力量把中德自然而然地拉近，同樣的邏輯也可適用于歐洲整體。

9月12日，夏季達沃斯論壇就將在天津召開了。在去年的論壇上，“中國是否救歐洲”成為主導話題。當然，歐洲的主要問題并不是“缺錢”，所謂的“救歐洲”其實代表了一種綜合的愿望，包括中國購買歐洲國家債券、向歐洲紓困機制出資、中國外匯儲備增持歐元資產、中企赴歐投資和收購等等。但中國領導人至今除了友好的言辭外，沒有奉獻多少實質舉動。今年會不會有所不同？這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歐能不能在解決本次光伏貿易糾紛的過程中，共同尋找一種更為和諧共贏的相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