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公共政策編輯
9月19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抵達布魯塞爾出席第15屆歐盟峰會,此次訪問中的表現,將是溫家寶十年處理中歐關系的“收官”之作。訪問前,歐盟方面不出意外地再次以貿易糾紛問題上的妥協姿態營造友好氣氛,宣布暫時擱置針對中興和華為的反補貼案件。雖然歐盟委員會堅稱這兩件事無關,但其中的默契不言自明。
不過中歐之間目前最引人關注的貿易爭端還是9月6日歐盟委員會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發起的反傾銷立案調查,因為歐盟是中國光伏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此案可以說直接關系中國光伏產業生死存亡。但考慮到9月初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的“協商解決”表態,以及中歐雙方已經在幕后進行的靜悄悄交涉,此案最后也以妥協方式“大事化小”的幾率應該比較大。(但即使反傾銷糾紛化解,也不能因此而淡化中國光伏產業自身存在的嚴峻問題。)
也許“西線無戰事”,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光伏產品貿易問題上美國的態度遠比歐盟強硬,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就已經初步裁定了針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而近期隨著美國大選形勢的白熱化,美國更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向中國連連發難,9月19日宣布就中國向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出口的補貼提起申訴。美國今年短兵相接的競選態勢早已決定了奧巴馬政府不會對中國讓步,近期對“搖擺州”和制造業工人選民的爭奪會更加激烈。于是在中國的對外經貿摩擦方面,就呈現中歐之間“息兵罷戰”而中美之間“戰事”升級的情況。
原因不是簡單的中歐關系好于中美關系,而是有其政治、經濟背景。政治上,歐盟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不統一,歐元區債務危機更是使其內部裂痕加深,而中國和德國因為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境的諸多相似之處,形成了某種利益共同體關系,所以中國可以通過在德國等歐盟成員國游說來改變歐盟的整體政策。就像一句流傳的話,中國要尋求解決對歐問題,首先應該去柏林,而不是布魯塞爾。經濟上歐元區仍有請中國幫助紓困的愿望,雖然這不是歐盟脫困的必要條件。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爭取選民的需要讓兩黨競爭看誰對華更強硬,而經濟上,美聯儲正在嘗試的是通過無上限量化寬松降低失業率,實現持久復蘇,這個過程不需請求中國主動配合,就可期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從而提供幫助。
當然這只是就大方面而言,細節上當然有其復雜之處:各國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及審理機構都具有一定獨立性,且各自職權、自由裁量權大小均有不同。但總體上政治氣候陰晴會影響貿易糾紛處理不可否認。2012年既是一些西方國家的選舉年,也是經濟未走出低迷的年份,從年初就可判斷中國對外貿易摩擦頻發勢所難免,不過目前來看在歐洲與美國走勢不同。
不是所有糾紛都是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反映:違反規則設立貿易壁壘和合理利用WTO等機構的規則來贏得貿易利益是兩回事。另外,經貿糾紛與政治爭端的界限,需要嚴格區分,有的媒體把西方針對中國的任何反傾銷、反補貼等調查都視為政治上的故意打壓,言過其實。但是,貿易糾紛總不免摻雜政治因素,需要審慎應對。
眼前的燃眉之急是避免中美的一些貿易糾紛失控,謹防美國選戰背景下的貿易爭端升級演變為選戰之后的常態。尤其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所威脅的,一旦當選就馬上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這個場景需要中美兩國合力避免。雖然歐美情況不同,但中國消弭中歐貿易戰硝煙的經驗,至少放在中美的框架下也部分有用,例如積極的溝通,利用對方陣營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差異,進行各種渠道的斡旋。避免最糟糕情況出現需要中美合作,但中國也應及早發揮自身智慧,及時拔除貿易戰的引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9月19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抵達布魯塞爾出席第15屆歐盟峰會,此次訪問中的表現,將是溫家寶十年處理中歐關系的“收官”之作。訪問前,歐盟方面不出意外地再次以貿易糾紛問題上的妥協姿態營造友好氣氛,宣布暫時擱置針對中興和華為的反補貼案件。雖然歐盟委員會堅稱這兩件事無關,但其中的默契不言自明。
不過中歐之間目前最引人關注的貿易爭端還是9月6日歐盟委員會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發起的反傾銷立案調查,因為歐盟是中國光伏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此案可以說直接關系中國光伏產業生死存亡。但考慮到9月初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的“協商解決”表態,以及中歐雙方已經在幕后進行的靜悄悄交涉,此案最后也以妥協方式“大事化小”的幾率應該比較大。(但即使反傾銷糾紛化解,也不能因此而淡化中國光伏產業自身存在的嚴峻問題。)
也許“西線無戰事”,但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爭端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光伏產品貿易問題上美國的態度遠比歐盟強硬,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就已經初步裁定了針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而近期隨著美國大選形勢的白熱化,美國更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向中國連連發難,9月19日宣布就中國向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出口的補貼提起申訴。美國今年短兵相接的競選態勢早已決定了奧巴馬政府不會對中國讓步,近期對“搖擺州”和制造業工人選民的爭奪會更加激烈。于是在中國的對外經貿摩擦方面,就呈現中歐之間“息兵罷戰”而中美之間“戰事”升級的情況。
原因不是簡單的中歐關系好于中美關系,而是有其政治、經濟背景。政治上,歐盟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不統一,歐元區債務危機更是使其內部裂痕加深,而中國和德國因為在國際經濟體系中處境的諸多相似之處,形成了某種利益共同體關系,所以中國可以通過在德國等歐盟成員國游說來改變歐盟的整體政策。就像一句流傳的話,中國要尋求解決對歐問題,首先應該去柏林,而不是布魯塞爾。經濟上歐元區仍有請中國幫助紓困的愿望,雖然這不是歐盟脫困的必要條件。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爭取選民的需要讓兩黨競爭看誰對華更強硬,而經濟上,美聯儲正在嘗試的是通過無上限量化寬松降低失業率,實現持久復蘇,這個過程不需請求中國主動配合,就可期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從而提供幫助。
當然這只是就大方面而言,細節上當然有其復雜之處:各國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及審理機構都具有一定獨立性,且各自職權、自由裁量權大小均有不同。但總體上政治氣候陰晴會影響貿易糾紛處理不可否認。2012年既是一些西方國家的選舉年,也是經濟未走出低迷的年份,從年初就可判斷中國對外貿易摩擦頻發勢所難免,不過目前來看在歐洲與美國走勢不同。
不是所有糾紛都是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反映:違反規則設立貿易壁壘和合理利用WTO等機構的規則來贏得貿易利益是兩回事。另外,經貿糾紛與政治爭端的界限,需要嚴格區分,有的媒體把西方針對中國的任何反傾銷、反補貼等調查都視為政治上的故意打壓,言過其實。但是,貿易糾紛總不免摻雜政治因素,需要審慎應對。
眼前的燃眉之急是避免中美的一些貿易糾紛失控,謹防美國選戰背景下的貿易爭端升級演變為選戰之后的常態。尤其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所威脅的,一旦當選就馬上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這個場景需要中美兩國合力避免。雖然歐美情況不同,但中國消弭中歐貿易戰硝煙的經驗,至少放在中美的框架下也部分有用,例如積極的溝通,利用對方陣營中不同群體的利益差異,進行各種渠道的斡旋。避免最糟糕情況出現需要中美合作,但中國也應及早發揮自身智慧,及時拔除貿易戰的引線。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