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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學會了幫企業成功，但沒學會幫企業破產”
新能源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真實寫照，其發展為世界矚目，它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政策禮遇”，集各方利益訴求于一身，它的大起大落之間，盡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
過去的十年，中國新能源的命運軌跡中政府一直如影隨形，從行業的政策制定，到地方政府的介入，到具體試點項目的實施，甚至到未來新能源的發展走向。政府究竟可以多大程度上介入行業，其邊界又在哪里，這值得所有行業利益相關者深思。
我們回望新能源十年，是為了尋找一個更穩健的未來。
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里最成功”的法律在頒布后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象”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獲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制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念到哪里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周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布。
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僅僅用了十年。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后，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蘇；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于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制造商中國占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制造商中國占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制造企業憑借全球5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癡迷于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于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欲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后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干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云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么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沖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并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于能否按照產業發展周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么周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于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臺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道，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并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后，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于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于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制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蕩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復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游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并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道，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于，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后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游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欲望承擔責任時，為什么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了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后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并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丑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臺，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后，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于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丑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布辭去CEO職位，退出前臺。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于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占，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里，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愿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新能源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真實寫照，其發展為世界矚目，它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政策禮遇”，集各方利益訴求于一身，它的大起大落之間，盡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狀。
過去的十年，中國新能源的命運軌跡中政府一直如影隨形，從行業的政策制定，到地方政府的介入，到具體試點項目的實施，甚至到未來新能源的發展走向。政府究竟可以多大程度上介入行業，其邊界又在哪里，這值得所有行業利益相關者深思。
我們回望新能源十年，是為了尋找一個更穩健的未來。
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里最成功”的法律在頒布后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象”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獲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制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念到哪里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周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布。
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僅僅用了十年。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欲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后，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蘇；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于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制造商中國占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制造商中國占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制造企業憑借全球5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癡迷于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于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欲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后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干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云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么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沖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并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于能否按照產業發展周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么周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于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臺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道，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并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后，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于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于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制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蕩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復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游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并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道，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系——這種關系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于，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后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游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欲望承擔責任時，為什么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了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后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并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丑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臺，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后，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于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丑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布辭去CEO職位，退出前臺。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于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占，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里，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愿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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