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輪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新能源幾乎都高調啟動于2010年，在2012年達到高潮，并集體在2013年陷入低谷。

金融危機提供的機遇，讓中國企業在本國新能源產業尚未成熟的情況下介入了國際新能源投資市場，挫折重重，“幾十個項目，失敗都不重樣兒”。

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新能源項目，口頭上說要去“種地”，實際卻恰恰在“打獵”，妄想短期暴利。依靠運氣和“打獵”心態，往往難以獲得長久成功。

世界突然安靜了

在臨門一腳面前，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下稱中國節能）退了回去。

作為中國唯一一家以節能環保為主業的央企，中國節能一直希望在海外有所作為，2012年6月，機會來了。

中國節能宣布與國內最早專業從事太陽能電站EPC（設計采購施工）業務的中盛光電集團成立德國合資公司，二者在海外共同開發至少200兆瓦的太陽能電站。不出意外，這批高達200兆瓦的海外項目將成為中國節能海外擴張的重要里程碑。

一切準備就緒——中國節能已取得了國家發改委的海外投資審批文件，一億美元的投資資金業已等在海外，但在最后合資條款的談判中，這家央企卻臨時退了回去。

原因出人意料：“不能接受不控股的要求。”

在海外投資的支持者看來，中國節能在“最應該放大規模的時候錯過了機遇”。如今，這個歷時3年且一度野心勃勃的海外太陽能投資計劃，陷入了僵局。據中國節能內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國節能的海外太陽能投資團隊幾近解散。

不僅中國節能，過去三年里，國電集團、三峽集團、大唐集團、正泰集團等二十多家中國企業都啟動了各自的新能源海外擴張計劃。

從政治經濟穩定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到主權信用評級相對較低的希臘、保加利亞、烏克蘭，再到馬里、埃塞俄比亞、尼羅河沿岸……中國投資者穿梭于希臘游行罷工的人潮中，也曾在赴馬里考察前一天，得知將接待自己的當地政府已經被軍隊推翻……這種全球“掃貨”的心態不亞于購買奢侈品。

今年以來，世界突然安靜了下來——一度熱情高漲的中國新能源投資者集體放慢了腳步。

第一個在海外投資新能源項目的國有發電企業龍源電力就是其一。早在2011年7月，龍源電力就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斬獲了一個100兆瓦的風電項目，但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兩年過去，在燒掉四千多萬加元后，項目仍因各種阻力尚未開工建設。而其位于南非、匈牙利、澳大利亞的項目仍未獲進展。

同樣，大唐集團2010年5月就高調宣布成立海外業務部，在預評估了二十多個國家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及二百多個新能源發電項目后，仍遲遲未出手。“確實沒有找到合適的項目滿足我們的收益要求。”大唐新能源海外業務部副主任時文剛說。

更多的則是，投資難見下文。國家電網公司2012年一度試圖收購美國發電企業AES風電業務的控股權，但因談判難以進行而沒了下文；而作為第一家獲得國家發改委海外投資太陽能電站審批資格的企業，2012年航天機電投資意大利太陽能電站遇挫后也一蹶不振，海外投資隨之擱淺。

不難發現，此輪中國企業投資海外新能源幾乎都高調啟動于2010年，在2012年達到高潮，并集體在2013年陷入低谷。

過去三年，中國企業建立在低成本制造業和政府過度“呵護”下的全球競爭力仍非常孱弱——以“投資者/開發商”而非“制造工人”的身份參與國際清潔能源競爭，對中國企業還十分陌生。

實際上，不僅是不適應，還有諸如規則、文化、合作以及戰略選擇等“致命殺手”籠罩著中國企業的海外清潔能源投資，正如初出茅廬的他們所說，“痛苦極了！”

海外超級誘惑

海外的誘惑是巨大的。用最通俗說法，就像是“鎮上開磚廠的對城里做房地產開發商的向往”。

阿特斯太陽能董事長瞿曉鏵說，在金融危機、歐債危機之前，在全球太陽能項目投資領域，頂尖的操盤手都是西班牙人。危機為中國人創造了機會——全球大量待建的風電、太陽能項目急需資金，中國投資人獲得一展身手的機遇。

機遇不止上述。在希臘、羅馬尼亞等新能源電價優厚的國家，投資太陽能電站的收益率能達到20%，個別項目甚至能達到40%，其他國家普通的風電項目收益率也能達到10%-20%，同時，中國國內新能源市場日漸飽和，加上較為低廉的制造成本，相當數量的企業開始轉戰海外。更為重要的是，海外不會發生“棄風”“限電”的尷尬。

在這些因素驅動下，過去三年中國清潔能源的對外直接投資從無到有，并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

據彭博新能源財經的統計，截至2012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新能源項目投資已達到23.9億美元。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中國清潔能源對外直接投資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中國企業在清潔能源領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累計已達到400億美元，涉及124個海外項目和33個國家，統計范圍包括投資海外清潔能源項目、制造工廠以及并購等等。

主持WRI報告撰寫的高級研究員胡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過去三年，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的海外投資增速遠超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政策也在助推中國企業海外擴張。胡濤表示，資本市場并不是中國海外投資者融資的主要來源，80%-90%的資金是來自中國的銀行，特別是政策性銀行。

“國開行在清潔能源對外投資中扮演了國家戰略的執行者的角色。”金風科技總裁王海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是不少企業海外擴張的重要支持者。

“都按中國的來，投資如何成功？”

“你們太貴了，塔架要中國的！機組要中國的！工人也要中國的！”每當王海波聽到合作伙伴在海外項目上提出這樣的抱怨時，都只能苦笑。

“海外投資就是要求你換大腦，如果都不遵守對方的規則，都按中國的來，海外投資如何成功？”王海波說，2012年美國發起對華風機塔筒產品的反傾銷，金風科技正是有預見性地選擇了在美國本土采購，才規避了這一風險。

在新能源領域，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多采取“綠地投資”的方式進入，綠地投資是按照東道國法律，在東道國境內設置部分或全部歸屬中國企業所有的新建公司，此方法能給東道國帶來新增就業和生產力，同時由于需要大量的籌建工作，對中國企業的經營能力和資金實力也是重大挑戰。

以風電場投資為例，多數東道國都要求項目采購的風電機組需獲得當地認可的認證機構認證，而一味追求低成本采購中國設備，則存在因認證問題而導致損失的風險。

事實上，實際操作中，因不遵守規則而失敗的海外新能源投資案例，比比皆是。

2009年底，航天機電宣布將在意大利分期投資總規模達26.8兆瓦的光伏并網電站項目，總投資約1.03億歐元。兩年后即宣布遇挫，根據公告的說法，原因是“與國外電價審批部門意見不一，使得其2010年的電價補貼可能暫時無法獲取”。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出問題的項目是一個規模為11.8兆瓦溫室電站項目（下稱“溫室電站”）。根據意大利能源部門政策，底下種有農作物的溫室電站項目將比地面電站享受更高的補貼。知情人士透露，航天機電項目在2011年并網運行之后，“并無農戶在溫室中種植農作物”，這導致意大利政府能源服務管理部門拒絕給予其2010年的電價補貼。

盡管航天機電經過協調最終拿到了電價補貼，據上述人士透露，這一補貼實際為2011年的地面電站補貼，這與2010年的溫室電站補貼額度差距巨大，“可能會相差三分之一左右，按當初的投資算，項目難以盈利”。

經此一役，航天機電再未投資任何新項目。“在沒有搞清楚東道國對溫室項目定義的情況下，就下注投資，這樣的失誤教訓深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國企海外項目負責人說。

同樣，2012年10月，三一集團宣布將起訴美國總統奧巴馬，理由是三一集團的美國風電項目靠近一軍事基地，被指“涉嫌威脅國家安全”勒令無條件退出。據發改委旗下專門服務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中國海外產業發展與規劃協會（下稱“海外協會”）研究部主任張世國透露，三一集團曾就此案希望得到海外協會的聲援，卻遭拒絕，在海外協會看來，這是企業沒有遵守東道國投資規則造成的損失，應由企業承擔。

“中國式解決辦法”不適應海外

2012年2月，美國伊利諾伊州，金風科技在建的Shady Oaks風電項目（目前已投入運營）前面被人豎起了一塊大牌子：“得州牛仔滾蛋！”（該項目負責人來自美國得州）。

由于不滿補償費用不均，風電場附近社區的一位居民一度扛著槍，開一輛皮卡車，在金風科技項目周邊示威。這個總裝機容量106.5兆瓦，總投資額達2億美元的項目建成后將實現金風機組當地運行記錄100臺年的要求，如果運行順利，金風將得以躋身美國主流市場。

初到美國做開發商，“中國員工嚇死了”，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國式解決辦法”——找警察把他抓起來。“事實上，這只是虛驚一場，在美國這種事只需要派律師去跟他談談。”金風科技總裁王海波說。

在中國做開發商，有時需要找關系，甚至依靠警力解決危機，但在國外卻需時刻記住依靠法律。“如果真把對方抓起來，企業必定在當地社區中樹立起一種‘不夠仁慈’的形象。”王海波說。

在海外，類似的文化差異時刻沖擊著中國投資者，如何智慧、巧妙地化解成為又一道難題。

在印度，正泰集團投資的一個10兆瓦的太陽能電站項目，同樣因為當地村民的阻撓而遲遲無法完工，不同的國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因為宗教原因，當地村民不允許我們砍掉工地上的一些樹，在多次協商無果的情況下，我們在樹周圍修了一道封閉的圍墻后，把樹砍了。”正泰集團副總裁陸川無奈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海外做新能源開發商，會遇到各種與中國拆遷類似的問題，甚至如何擺平地痞惡霸也是一大考驗。

對于一些法律不完善的國家，中國企業也受到過不少“欺負”。比如羅馬尼亞，一家中國企業需要在項目與公路之間修條小路，卻被告知必須找當地指定的一家裙帶公司，其價格高出市場價40%；而在斯洛伐克，一家中國企業因在施工中不小心挖爆了地下水管，收到了一張巨額的修理賬單，“因為知道你是外商”。

商務部研究院亞非研究部副主任張廣榮提醒，中國企業切勿將商業賄賂等不正當競爭的“壞習慣”帶到國外。他表示，中國一些企業在拉美與工人、工會發生爭執之后，往往并不通過合法手段予以積極合理解決，而是采取賄賂收買工會頭目等違法方式處理，易造成無窮遺患，最終致使問題升級。

“愛恨交織”的合作伙伴

幾乎所有企業進行新能源海外投資的一線操盤手，都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到了“痛苦”二字，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跟合作伙伴的關系。

2010年11月，隸屬于國電集團的龍源電力與中非發展基金、南非穆力洛可再生能源公司正式簽署南非風電合作開發協議，以合資公司為主體開發南非風電項目。

由于不熟悉當地環境，龍源電力工作人員最初“從最小的吃穿住行都得靠對方”，隨著合作深入，矛盾日漸增大，以至于中非基金中途憤然退出，原因竟然都是“日常費用等小事”。

三年間，龍源電力已在南非辦公室投入了約300萬美元的前期投入，隨著南非風電電價的進一步降低，知情人士預測，項目收益率的降低或讓龍源電力在南非進退兩難。

實際上，清潔能源領域的海外投資有著明確的專業化分工：投資的前期需要跟私人業主、各種政府審批部門打交道，核心是法律問題和當地資源建設；后期則涉及全球的供應商管理、工程建設和交付后的電力運營——顯然，徒有資金并不足以讓中國企業如魚得水，一個擁有當地資源的合作伙伴非常重要。

信任你的合作伙伴，這成為各國企業海外清潔能源投資的巨大挑戰。王海波說，從金風科技自身的經驗來說，如果要將走出去可能遭遇失敗的原因分類，80%的問題都出在企業自身內部，外部環境因素僅20%。他認為，從金風科技的走出去實踐過程中得到的教訓是，企業走出去的問題并非一線人員經驗不足，而是國內管理層在缺乏海外投資的經驗的情況下，又不愿對下屬授權。

“往往日常的事務最能體現企業的素質，國有企業走出去，說是注重雙贏合作，強調授權，實際往往難以做到，與合作伙伴互相猜疑等情況時有發生。”一家電力央企的海外投資合作伙伴說。

“策略應對為主，謀略不足”

“目前，中國企業的清潔能源國際化多是稀里糊涂在做，以策略性應對為主，謀略不足。”海外協會的研究部主任張世國對南方周記者說。

過去兩年，德國拜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學軍跟中國試圖海外投資新能源的國有企業都接觸了一遍。他發現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海外擴張都來自子公司的推動，這種自下而上的推動往往缺乏規劃，計劃性差，難以形成系統性的統一戰略。

一位長期從事海外新能源項目開發的業內人士總結說，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的艱苦性和時間周期需要有戰略規劃：第一個項目，失敗的可能性較大，自己培養的團隊剛混個臉熟，根本談不上獨當一面，要盡量減少損失，爭取不虧；第二個項目，團隊參與能力逐漸培養起來；第三個項目則要完全參與，達到系統全部上手。

“目前一些企業一共就規劃了一個項目，到海里游了一次泳，嗆了一口水，就說海里不好，不玩了，讓人扼腕嘆息。”上述業內人士慨嘆說，往往企業口頭上說要去“種地”，實際卻恰恰在“打獵”，妄想短期暴利。

在張世國看來，各個行業成功的海外投資案例均表明，走出去需要“一股勁兒”，這股勁兒往往來自企業堅定的海外戰略，依靠運氣和“打獵”心態，往往難以獲得長久成功。

“萎縮只是暫時的”

盡管增速放緩，但日漸龐大的清潔能源海外投資總量，卻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2013年6月10日，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就在華盛頓召集了一場針對中國企業海外清潔能源投資的研討會。他們發現，過去五年中國對美國的清潔能源投呈顯著增長趨勢，使美國受益。

今年初，匯豐銀行一項面對二百多家“走出去”中國企業的調查顯示，雖然目前全球經濟前景尚不明朗，但內地企業對于繼續拓展海外業務的熱情絲毫不減，83%的受訪企業計劃繼續擴張海外業務。此外，受訪企業對其海外業務的收入增長前景表示樂觀。

在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碧珺看來，盡管前階段中國企業的海外清潔能源投資挫折重重，但妄下判斷還為時尚早，一些現在看來是失敗的項目，也許再等五年就是成功的。

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投資了多座太陽能電站后，阿特斯太陽能電力董事長瞿曉鏵說，他希望到2013年底，來自新能源項目的收入能占到公司總營收的40%—50%；正泰太陽能副總裁陸川則表示，在經歷了多個國家的投資坎坷后，正泰已經逐漸總結出一套投資方法論，這將更有助于下一步的投資。

“萎縮是暫時的。”大唐新能源海外事業部副主任時文剛說，國內風電市場的不景氣導致各大風電企業收入大幅減少，“供血不足會導致活動能力下降”，長期來說，他仍看好海外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