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陽電池方面日本從來不賣關鍵裝備給中國，只賣光伏組件；但是德國會賣裝備，一方面中國市場巨大，另一方面，德國和中國相距這么遠，不會形成競爭。有個德國人跟我說，中國人每人如果在他那買一雙襪子，他就是富翁了”。

在課上，沈輝教授說到。這是一門給本科生開的公選課。

在一個大教室，他不用麥克風，洪亮的聲音會讓你誤以為這位老師只是早生華發。身兼中山大學太陽能系統研究所所長、順德中山大學太陽能研究院院長，有時一天在兩地間往返，處理各種事務。上課時沒有流露一絲倦容，一直站在講臺上，不緊不慢地講著，像鄰家長輩一般同你聊天。

和“光”的故事：從研究到實業

出生于1956年，受家庭影響，他從小喜歡電工、無線電。1963年上小學，1966年停課。停課期間自學分數、電工、無線電等知識。

1970年復課鬧革命，便直接上初中，兩年畢業上高中，這期間又自學導數、微積分等課程，并自己組裝、修理收音機等。

“（當時）用的高等數學教材是別人送給我的，用牛皮紙包了封面，上面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蘇聯著名革命小說的名字。所以后來我對這本小說有特殊的感情。”沈輝教授說。

1975年，和許多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樣，他被下放到江蘇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1977年開始擔任連長職務，相當于農村生產大隊長，如農民一樣，開始了整天與陽光、土地打交道的日子。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作為連隊主要負責人，他在高考10天前才請假回家復習考試。他所在的農場有上萬知青，在1978年，包括大專在內，只有9個人考上大學。他則幸運地進入重點院校分數線。

“物理考了85分，我是無線電愛好者，從初中起學習自己組裝收音機。對光電興趣大，特別敬佩國防工業的科技工作者，”沈輝教授說，“有朋友推薦重點院校，華東工學院（原來南京炮兵工程學院，原從哈軍工分出來，現在南京理工大學），看到招生簡章上的軍用光學儀器設計與制造專業，很喜歡，就選擇了”。

學習、研究“光”這么多年，他還是覺得自己并不知道光究竟是個什么東西。“我是學光學的，我對光的感情很深，我現在不知道光究竟是什么東西，”他說，在一次講座上，“到今天為止，光學發展創造了許多文明，但是光究竟是什么東西？很難回答。光是波，也是粒子，光電效應是粒子。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制造一個光口袋，到了晚上，慢慢地把光放出來照明。”

提到這句話，沈輝教授解釋，光學是一門古老又現代的知識，盡管人類在光學理論與實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光的本性仍有待繼續探索與認識。“我認為光就是實體粒子，與原子、電子、質子、中子是類似的，并且光子與電子密不可分。我甚至認為有一天在元素周期表中可以根據原子的主量子數、副量子數，在每個原子的電子殼層上都標定一定數量的光子數。

盡管“光口袋”只是一個想象，但他相信，人類有一天可以像收集水、空氣一樣“原汁原味”地將光收集起來，需要的時候再取出來。

1992年，他獲得中科院首屆留學基金獎學金到德國留學，近五年的留德學習經歷，既讓他看到同一領域國內國外的差距，也令他意識到，將研究和產業結合起來的重要性。

也因為如此，沈輝教授后來來中山大學創建太陽能系統研究所和順德中山大學太陽能研究院，擔任所長、院長并推進和政府、企業合作。
他的學生周吉祥說，沈輝教授作為科研工作者，一直希望將科研和企業緊密結合在一起。

據沈輝教授介紹，目前研究團隊在高效晶體硅電池工藝、薄膜電池材料做了一些工作，也承接了一些國家、省市項目。有兩位博士生多次在國際會議上做報告，最近一次最重要的太陽能會議，一共10人獲得青年科學家獎項，其中就有一位是他的博士。“我們團隊在順德光伏應用方面做出了貢獻，順德在全國光伏應用走在前列最重要原因是我們隊伍在那兒，”沈輝教授說，“這些我說了不算，你們直接去問佛山市、順德區有關部門。”

然而，尋求合作的過程也不乏阻力。“人們對光伏技術認識還不夠，另外一些官員及所謂專家不懂裝懂，我們要不停地宣傳與科普。”沈輝教授說，從總體上看，中國在光伏產業可以說是世界領先，但研究水平和企業、國外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的壓力很大”。

“在德國，許多大學或研究所的教授可以昂首挺胸的，因為他們為國家產業強盛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晚上下課后，在路燈下，風打過樹葉的呼呼聲并沒有蓋過沈輝教授的聲音，他說到這里，猛地向后挺直了腰板，同我們示范。

“我們這兒產學脫節還是比較嚴重的。我們創新能力不夠主要是我們原創不夠，國家應該創造最好的條件、集中財力讓極少數具有能力的、賴得住寂寞、不為功利的人去做些基礎研究。”

他說，基礎研究要能夠提出有價值的理論，成果能夠上教科書；自己由于天賦不夠，還是適合做些應用技術研究。“行政式、指標式評價使得科研扭曲、變態，功利心很強。各人有個人的追求，不可統一要求。”

學生說，他，凌晨回復郵件，嚴謹、有情懷

聊了一會兒，已是夜里十點多，沈輝教授便和我們告別，自己駕車回去。寒風中，我們幾個已經被風吹得發抖，想到剛才四周都回蕩沈輝教授的聲音，驚訝于其聲音之渾厚洪亮。連問幾名學生，他們都不約而同說到，沈輝老師精神狀態特別好，平時走起路來比年輕人還快。
有次和學生一起乘車去深圳同一位老師見面，因路上耽誤了些時間，一出站，已經8:50，眼看還有10分鐘就到同別人約定的時間，沈輝教授就快步走，遇上樓梯就連跨兩個階梯，同行的學生都要一陣小跑才能跟上，最后，到達時，離約定時間還有一兩分鐘。邱開富說道。他是沈輝教授一名博士生，從大一開始和沈輝老師接觸，因為是逸仙班的學生，從大一就開始實行導學制。

“沈老師是個特別嚴謹的人，要求學生必須忠實于數據，才能做出分析；如果發現實驗問題，要找出導致波動的因素。”周吉祥說，每次和沈輝老師交流，獲得的信息量都特別大，不僅僅是觀點。“他會結合數據、例子，以及國外、企業的情況，跟學生說他的新想法，給學生參考。”
做本科畢業論文時第一次同沈老師接觸，王宏磊（現在也是沈輝教授指導的一位碩士生）覺得這位老師非常和藹、平易近人，受其影響最大的是對科研的態度。“求真、務實，沈老師得知一些別人發表的成果都會讓學生去搞清楚具體細節，如數據來源、實驗條件等等，再評估其可靠性；沈老師對數據可靠性要求很高，要求實驗成果要有詳細的數據支撐，經得起考驗。”

對于自己學生將來的發展，沈輝教授希望他們能夠將所學應用到產業上，真正為實業做出貢獻。“要求自己的學生不去做官，去做實業，為國家進步提供實實在在的貢獻；沈老師每每講話，言出必真，不留情面，官員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接受”王宏磊說。

除了學術上的嚴謹扎實，在學生眼中，沈輝教授還是一個“有情懷”的人。這在研究所一些細節上可見一二。走進中山大學太陽能系統研究所，你首先看到的是左邊一排帶“轱轆”的木椅，右邊白墻上有塊展示板，上面分別寫著鄧小平的“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和陳寅恪為王國維所寫碑銘的其中兩句：“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產學研結合：一所一院

中山大學太陽能系統研究所，位于中山大學東校區，正式成立于2004年，為“光電材料與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重要組成部分，2005年獲得廣東省教育廳重點實驗室建設項目資助，2011年獲得批準建立“廣東省光伏技術重點實驗室”。

“通俗地講，我們研究所在做的就是努力將廉價的、環保的能源送進千家萬戶，普及、利用太陽能，像現在基本家家戶戶都有熱水器一樣，”邱開富說，“這其中的關鍵就是要降低利用太陽能的成本，使得它和使用火電、水電的價格持平。”

據介紹，研究所注重科研，主要進行太陽電池的研究，涵蓋新材料制備、高效電池探究和組件效率衰減監測等。目前正在研究的方向為拓寬太陽電池光譜和高效太陽電池。兩者都是為了提高電池的光電轉換率，其中前者一方面包括尋找其它材料和硅一起形成異質結，即太陽電池的核心部分——p-n結。如果p-n結中p型、n型的材料都為硅，則稱之為“同質結”，否則稱為“異質結”。不同的材料吸收太陽光的波段不一樣，硅吸收的波段有限，那么通過找到另一些材料和硅結合，可以拓寬電池所能吸收的光譜，利用更多的太陽光。另一方面，則是研究疊層太陽電池，也就是將兩個電池做在一起。高效太陽電池方向，則是基于常規電池的對其結構、細節進行一些改進。

“幾十年前就有理論證明太陽電池最高的光電轉換率為30%，經過這么長時間的發展，最高的效率已經提高到了25%，現在還要尋求提升的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提高一點一點，”邱開富略開玩笑地說，“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做的有點吃力不討好。”

總體而言，國內在太陽電池領域的研究仍是跟在國外后面。“形象地說，國外是第一梯隊，國內是第二梯隊，就比如某種高效太陽電池首次在國外公布，國內才開始進行這一方面的研究。”邱開富舉例說。

相較于研究所，企業具有設備和人才上的優勢，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往往走在前面。但企業也會尋求和研究所的合作。太陽能系統研究所和企業合作的項目一般都是企業牽頭，雙方之間數據共享。據介紹，企業一方會提供材料、設備支持，通過合作可以不用費時費力在企業內部組建研發室，省時省力地獲得需要的數據。

同樣是廣東省光伏技術重點實驗室的重要組成部分，順德中山大學太陽能研究院是順德區政府和中山大學于2010年共建的，由順德區政府批復并出資興建，重點開展太陽電池性能檢測、太陽電池缺陷檢測與修復、新型電池與組件技術、老舊組件衰減機制分析及回收研究、光伏電站設計、光伏集成應用開發、光伏技術培訓以及相關的光伏政策與產業規劃等工作以及咨詢服務。

太陽能研究院的研究團隊以沈輝教授的團隊為主，下設太陽電池研究室、光伏組件研究室、光伏電站研究室、光伏集成技術研究室、測試中心、信息中心和培訓中心。自成立以來，研究院承擔和參與的國家支撐計劃、粵港關鍵領域重點突破項目、產學研項目、創新平臺建設等國家、廣東省、佛山市以及順德區等各級縱橫向科研課題和合作項目30多項，參與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9項。

2014年年初，媒體報道，順德已經完成7個光伏電站的建設，總安裝容量達90.65MW。在全國城市光伏應用中名列前茅。其中，順德中山大學太陽能研究院在順德光伏電站建設中承擔光伏系統咨詢、設計、檢測等專項技術服務工作。除了與政府的合作，研究院也與樂從鋼鐵世界、勒流的富華交通機械城、美的集團等企業進行了合作。一般而言，企業會看合作方向內容和方向，主動聯系研究院相應的負責人，然后經研究院審核后具體實施。

王宏磊是該研究院的一名碩士生，為光伏組件部成員，目前和團隊一起負責的課題是“光伏組件的衰減與回收”，通過收集大量長期戶外運行多年的老舊組件，分析光伏組件可靠性及失效機理，做回收組件相關工作。

據他介紹，這一課題既是研究院科研方向之一，也有項目支撐。光伏組件在戶外使用時候，溫度、濕度、紫外線、風沙等環境因素都會造成組件衰退，如果企業不了解組件的衰減機制，就無法對組件進行改進，光伏組件的性能也無法提高，但此研究耗時，而且不能在短期就實現經濟效益，企業無法完成，只有靠研究院機構，研究院也想在相關領域取得進展，就聯合企業開展相關項目。

因此，通過這一合作，研究院找出組件衰減機制、合適的回收方法，獲得科研進展、突破；企業知道組件的衰減機制，設計出更好、更可靠、更高效的組件，拓寬市場，回收則可以以一個單獨的行業展開；與此同時，政府了解相關內容，給以相關政策支持。王宏磊分析說。

總而言之，研究院、政府、企業三者之間可以實現共贏互利的合作。政府在資金、實驗場地方面支持研究院發展，研究院從科技和人才培養上支持政府發展。企業給予研究院支持，在研發上可以獲得研究院的人才支撐，另一方面，與研究院共同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被企業采用，從而形成新的經濟效益。

對于研究院而言，要想進一步推廣太陽能光伏技術，還需要獲得技術上的突破以及政策上的支持。王宏磊說，研究院一方提高電池效率、組件效率、電站效率；與此同時，政府應制定光伏發電并網的相關政策，打破電網、能源的壟斷，企業則應進一步降低成本。

·對話·

問：德國留學生活帶給您的改變是？

沈輝：德國人的嚴謹、實在及認真是對我影響最大。還有就是科學研究與國家經濟緊密聯系。當時在德國夫朗霍費應用科學促進會下屬的不萊梅應用材料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使命就是為了促進工業進步，而馬克斯普朗克應用科學促進會下屬的研究所主要就是重大基礎研究，就是要去爭取諾貝爾獎的。

我自己的定位就是首先培養學生，給他們創造好的科研環境，為國家培養人才。此外就是為光伏技術與產業發展做一點點事情。還好，我們培養的學生在國內光伏界影響很好，也有兩個專利轉讓給兩個著名光伏企業。如果我的學生畢業后改行不做光伏方面工作，我會感到無比失望與悲傷。

問：一些人認為科研工作者是“嚴肅”、“理性”甚至“古板”的，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刻板印象？

沈輝：我們缺少很好的科研土壤、氣氛與傳承。我是注重精神傳承的，在中山大學理工學院，我最敬重莫黨教授、張進修教授，因為他們身后曾經站著黃昆、葛庭燧兩位真正的科學大師。莫黨教授自70歲退休后一直與我們在一起，他與我們研究所全體師生都相處的很融洽，讓我們深深感受我國老一輩科學家的科學精神與高尚人格。

事實上，大都科研工作者在工作時是嚴肅的、認真的，但一般不會古板，有很多是和藹可親的，像我在科學院工作時的何怡貞先生，可以隨便拉家常，我與多位70歲以上的院士都有很好的聯系，他們很容易接近。

像前幾年被看好能夠競爭諾貝爾獎的瑞士聯邦理工Gratzel教授，我是通過他的一個博士生到辦公室拜訪他的，沒有任何架子，與普通人一樣熱情好客，也開玩笑。我先是小心用英語與他聊天，后改用德語，他好高興，因為他原本是德國人。科研工作者也是人，與普通人沒有太多區別。如果有點不同的話，應該是比較專注與執著。

我個人非常崇尚陳寅恪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認為這是我們做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的。你們在我們太陽能系統研究所或順德研究院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標語。

問：有學生聽到您在講座中說自己希望能制造一個“光口袋”，評價您是一位很感性的人，生活中有人這樣評價您嗎？

沈輝：我是比較實在的人。科學探索是極其復雜極其艱難地。我是德國德累斯頓工業大學博士畢業，我兒子是瑞士聯邦理工博士畢業，我們兩代人都做好在科學上默默無聞、無所建樹的心理準備，但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對科學的探索與追求。剛到中科院固體物理研究所不久，一些老人就告訴我們年輕人，要做好科學殉葬品的準備，能夠有科學建樹的是極少極少天才又勤奮的人，但是國家仍然需要千百人去努力去奮斗，盡管能夠閃光或冒點火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值得欣慰的是，只要我們努力，多少能夠社會做點有用的事情，如培養一些學生，或為企業發展提供一點幫助等。

問：目前您所負責的研究已經取得什么進展、突破嗎？

沈輝：突破談不上，進展是有的。科學上突破或創新，我比較心虛，我認為我們千百萬人當中，有一個有一點科學上突破或創新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了。當然我比較傲悲觀，我會去用一生的時間去努力，哪怕一事無成，也無悔。我想多少能夠對社會有點用處，就可以了。

問：您怎么看待現在國內高校產學研結合不夠密切甚至脫節的情況的？

沈輝：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從歷史上看，我們國門關了那么久，突然打開了，企業家通過全世界找技術，引進先進的裝備、先進的理念發展起來。我們中國的大學、研究所就很難有個過程，因為國外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沉淀，它的水平，尤其是工業水平就提高了。

所以我們一方面基礎研究要做，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更鼓勵投身于國家第一線去的。我們實驗室主要在這方面培養了一些人才。我比較驕傲的，不是百分之百，絕大部分學生都留在光伏這個行業里面。

我們的學生都泡在實驗室，“真槍實彈”地培養的，每個人都要做幾百片、上千片電池堆出來的，真正讓學生學到東西，不是“燒杯科技”，做兩下子就寫論文去了。這是我們把德國的理念帶過來了。理論研究固然重要，但要保證硬件，實驗的條件，跟工廠緊密結合。學生學到東西，我感到很開心啊，你看我們學生到工廠里面，都呆很長時間，時間到了說還要半年，一年。你培養學生做什么，不是培養學生能力嗎？

我們走這條路，想學生在這行業有地位，不影響別人。我們高校最大精力就是培養學生，我們的學生要有出路，如果你培養的人連生存都不能，你講其他東西是沒有用的，培養的學生不用找工作，工作來找學生，幾個單位等著你的學生來，這就是大學的標準。所以我們是這個追求，緊貼這個光伏行業。不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