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中有令人心酸的一幕:柴靜問生活在產煤大省山西的一個六七歲小女孩,“你見過真正的星星嗎?”這個伴隨著中國經濟奇跡長大的孩子回答說:“沒有。”《穹頂之下》是一部關于中國環境災難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像一場濃重的霧霾一樣,突然沖擊了中國人的感官。紀錄片制作者柴靜介紹說,她經常把自己的女兒“像囚徒一樣”關在家里,以免她吸入戶外空氣中漂浮的有害顆粒。
柴靜說:“早上起來有時候我會看到我女兒站在玻璃窗前用小手拍著……她總有一天會問我,‘媽媽為什么你要把我關起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如中國人越來越清楚的,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固然令世人矚目,但他們一直在為此支付高昂的代價。《柳葉刀》(The Lancet)估計,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大氣污染過早死亡,占全球總數的40%。
大氣污染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中國的土壤被污染,河流里流淌著污水(或漂浮著病死動物的尸體),動植物正在滅絕。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2009年僅空氣污染在中國以疾病、過早死亡和收入損失的形式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3%。如果對這個數字照單全收,那么中國今年“實際”的增長率會下降到4%以下。
如果說大氣污染還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人們可以看到它,聞到它。中國人如果想了解自己國家經濟模式的缺陷,只要吸氣就可以了。多年以來,許多中國人并不在意空氣質量引起的擔憂,或認為霧霾是發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現在這一問題已成了中國中產階層擔心的焦點。
柴靜這部影片給觀者的感覺是簡直“breathtaking”(作者使用了雙關語,既有令人透不過氣之意,又有令人激動之意。——譯者注)。短短幾天時間,《穹頂之下》的下載量已經達到數億次。中國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將該紀錄片與1962年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那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相比。那本書抨擊了化工行業,被認為引發了美國的現代環保運動。
關于環境惡化的話題,只要它不攻擊共產黨本身,已能夠被容許,甚至受到提倡。在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2015年的人大會議于3月4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總理李克強宣布“向污染宣戰”。他表示,霧霾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方計劃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徹底轉變了中國不會犧牲經濟發展的長期立場。
中國能否在扭轉墜入環境深淵命運的同時,仍保持不錯的增長速度?理論上應該是可能的,因為與富國相比,中國的單位產量制造的污染要大得多。中國的環保標準在理論上是不低的,但在現實中非常糟糕。許多污染者可以放心大膽地毀壞環境。政府只需要拿出習近平現在反腐的一半力度來打擊它們。
計劃經濟理論上有一個優點,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可以理性行動。只要中國政府愿意,有朝一日它可以強迫社會大規模改開電動車,出臺嚴厲的能效監管法規,推行低碳的能源結構。在現實中,各級政府根據自己的利益行動。就像市場經濟中的情況一樣,如果污染的成本是無形的,沒有人愿意改變他們的行為。正如韓國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所言:“人們之所以‘過度制造’污染,是因為他們沒有為處理污染的成本埋單。”
一種解決方法是將污染納入考量之中。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率先提倡采用將能效、健康和環境質量等因素納入考慮的綠色GDP衡量指標。“我們不應該崇拜GDP,”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今年,上海成為首個摒棄GDP目標的大城市,表示將采用新的體系多方面綜合衡量經濟發展。中共也承諾不再僅靠單純的GDP指標考核地方領導干部。
當然,這個辦法有一些權宜之計的意味。如果經濟反正都在放緩,利用它辦件好事或許是明智之舉。然而其中的思路是正確的。如果能夠保持下去,那位山西小女孩或許還能看到星星。
《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中有令人心酸的一幕:柴靜問生活在產煤大省山西的一個六七歲小女孩,“你見過真正的星星嗎?”這個伴隨著中國經濟奇跡長大的孩子回答說:“沒有。”《穹頂之下》是一部關于中國環境災難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像一場濃重的霧霾一樣,突然沖擊了中國人的感官。紀錄片制作者柴靜介紹說,她經常把自己的女兒“像囚徒一樣”關在家里,以免她吸入戶外空氣中漂浮的有害顆粒。
柴靜說:“早上起來有時候我會看到我女兒站在玻璃窗前用小手拍著……她總有一天會問我,‘媽媽為什么你要把我關起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如中國人越來越清楚的,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固然令世人矚目,但他們一直在為此支付高昂的代價。《柳葉刀》(The Lancet)估計,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大氣污染過早死亡,占全球總數的40%。
大氣污染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中國的土壤被污染,河流里流淌著污水(或漂浮著病死動物的尸體),動植物正在滅絕。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2009年僅空氣污染在中國以疾病、過早死亡和收入損失的形式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3%。如果對這個數字照單全收,那么中國今年“實際”的增長率會下降到4%以下。
如果說大氣污染還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人們可以看到它,聞到它。中國人如果想了解自己國家經濟模式的缺陷,只要吸氣就可以了。多年以來,許多中國人并不在意空氣質量引起的擔憂,或認為霧霾是發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而現在這一問題已成了中國中產階層擔心的焦點。
柴靜這部影片給觀者的感覺是簡直“breathtaking”(作者使用了雙關語,既有令人透不過氣之意,又有令人激動之意。——譯者注)。短短幾天時間,《穹頂之下》的下載量已經達到數億次。中國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將該紀錄片與1962年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那部《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相比。那本書抨擊了化工行業,被認為引發了美國的現代環保運動。
關于環境惡化的話題,只要它不攻擊共產黨本身,已能夠被容許,甚至受到提倡。在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2015年的人大會議于3月4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總理李克強宣布“向污染宣戰”。他表示,霧霾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方計劃2030年左右達到碳排放峰值,徹底轉變了中國不會犧牲經濟發展的長期立場。
中國能否在扭轉墜入環境深淵命運的同時,仍保持不錯的增長速度?理論上應該是可能的,因為與富國相比,中國的單位產量制造的污染要大得多。中國的環保標準在理論上是不低的,但在現實中非常糟糕。許多污染者可以放心大膽地毀壞環境。政府只需要拿出習近平現在反腐的一半力度來打擊它們。
計劃經濟理論上有一個優點,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可以理性行動。只要中國政府愿意,有朝一日它可以強迫社會大規模改開電動車,出臺嚴厲的能效監管法規,推行低碳的能源結構。在現實中,各級政府根據自己的利益行動。就像市場經濟中的情況一樣,如果污染的成本是無形的,沒有人愿意改變他們的行為。正如韓國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所言:“人們之所以‘過度制造’污染,是因為他們沒有為處理污染的成本埋單。”
一種解決方法是將污染納入考量之中。國務院參事牛文元率先提倡采用將能效、健康和環境質量等因素納入考慮的綠色GDP衡量指標。“我們不應該崇拜GDP,”他在一次訪談中說。今年,上海成為首個摒棄GDP目標的大城市,表示將采用新的體系多方面綜合衡量經濟發展。中共也承諾不再僅靠單純的GDP指標考核地方領導干部。
當然,這個辦法有一些權宜之計的意味。如果經濟反正都在放緩,利用它辦件好事或許是明智之舉。然而其中的思路是正確的。如果能夠保持下去,那位山西小女孩或許還能看到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