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礦產領域， 2015年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延續了自2012年的下降趨勢。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數據，截止至今年8月，中國今年在能源領域超過1億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資項目僅有8個，在采礦業超過1億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資項目僅有5個，投資額兩項相加僅占到中國今年海外投資總額的12%，遠低于2008年到2013年間每年占比超過60%的水平。

盡管如此，中國在能源領域的海外投資、合作仍然是國內外關注的一個重點。特別是考慮到在常規的能源、礦產開發利用之外，廣義的中國海外能源項目涵蓋了電力基礎設施建設、核電技術輸出、可再生能源設備出口乃至高耗能產業產能轉移等上下游行業的投資和合作，而2015年中國在這些領域有不少大的動作。比如在海外工程合作領域，同樣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數據，到今年8月能源類工程金額占到中國海外工程合同總金額的近一半。核電等技術的出口更是當前中國領導人向海外推廣的重點。

“一帶一路”無疑是描述中國2015年在這些領域動態的一個核心詞。這不僅僅是因為在該戰略的政策文件中，能源、電力領域的國際合作被明確列為優先發展領域之一，而且因為在該戰略驅動下，一批大型項目在2015年相繼實施。在這些項目中，有的是在2013年“一帶一路”概念首次提出后，2014年開始規劃、2015年正式落地的新項目；也有的是原來已有項目，被重新納入這一戰略的范疇，并得到新的政策支持。

在很多關于 “一帶一路”的政策討論中，這些與能源有關的投資合作項目往往被歸于同一類型，相關企業也樂于這樣的歸類。但是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盡管都與能源有關，石油天然氣、電力、煤炭、核電、可再生能源以及鋼鐵、建材等高耗能產業參與“一帶一路”的邏輯有很大的不同， 其性質和前景也大相徑庭。這些項目中，一些符合商業的內在合理性，一些項目具有明顯的政治因素，而另一些似乎只是搭上了“一帶一路”這條大船，在未來實施中存在風險。

石油和天然氣

在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開采領域，近年來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明顯放慢。在低油價和反腐風暴的雙重夾擊下，中國過去幾年投資的一些海外能源項目風險開始凸現。2015年中國石油央企對這類投資顯得更加慎重，基本沒有投資大的海外石油開采項目。同時和幾年前比較，由于國際石油價格的下跌，中國通過直接投資海外油田項目提升國家能源供給安全的需求明顯減弱。理論上，中國今后幾年里在這類項目的投資決策中政策性因素將會減弱，商業性因素將會加強。

但是在“一帶一路” 、“互聯互通”的愿景下，2015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油氣運輸通道項目獲得特別的重視。比如，繼2014年9月開工的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塔吉克斯坦段后，中俄天然氣東線管道中國境內段于2015年6月正式開工。同樣在2015年，由中國設立的絲路基金與俄羅斯亞馬爾液化天然氣一體化項目的最大股東諾瓦泰克公司簽署框架協議，將投資購買這個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氣項目9.9%的股份。這也是絲路基金2014年12月注冊成立后在油氣領域投資的第一單。

這些項目具有明顯的“公共”屬性。除了被認為可以加強中國能源供給安全的因素外，顯然投資這些油氣運輸工程還具有加強與特定國家合作緊密性的政治考慮。而相關天然氣工程的實施還肩負提升中國能源結構、改善環境質量的任務。

2015年中國海外油氣投資貿易領域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中國民營企業的日益活躍。比如新疆廣匯能源2015年的定向增發方案中，明確10億資金將用于投資哈薩克斯坦 LNG 清潔能源一體化項目。另一家中國民營企業——洲際油氣，也在2015年完成了交易額達3.4億美元的對哈薩克斯坦克山公司的收購。

一個更加值得關注的趨勢是，2015年以“進口原油使用權”和“原油進口權”逐漸放開為標志的國內油氣貿易體制改革的推進，為國內中小民營能源公司提供了一個參與國際市場的難得機遇。截至2015年11月，已有寧夏寶塔、山東東營亞通等六家民營原油加工企業獲得進口原油使用權和原油進口權，另有一批企業的原油進口相關資質正在申報中。而在這之前，中國的原油進口主要被中石油、中石化兩家壟斷。

“兩權”的放開不僅會對國際、國內兩個原油市場產生影響，而且將會為中國民營油氣企業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能源市場，與大型國企相比，中小民營能源公司在機會捕捉、快速決策、風險承擔方面具有優勢。依托中國對能源的巨大需求，憑借已有一定基礎的民營資本和企業家精神，中國民營企業中未來誕生出像嘉能可這樣的世界級能源、大宗商品交易公司也未可知。

電力和可再生能源

中國2015年在電力領域的海外投資、合作的項目眾多。除了中國企業在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國投資建設常規火電站外，這一領域的一個亮點是，中國企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項目上的海外投資或工程合作。比如中國太陽能企業——天合光能在印度和泰國投資的工業園，中國核電企業對英國、羅馬尼亞、阿根廷等地核電項目的投資開發，中國水電企業在安哥拉、尼泊爾等國投資興建水電項目，三峽集團在巴基斯坦投資的風電項目，中交建在英國中標潮汐發電項目等，在2015年都得到重要進展。其中2015年4月在中國領導人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兩國簽署諒解備忘錄，由中方投資建設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項目。這個總投資金額達16.5億美元的水電項目，也是絲路基金成立后的首個對外投資項目。

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中國企業具有國際競爭優勢。比如在風機和太陽能面板等可再生能源設備制造業，中國企業一直以來就以外向型為主。通過向海外投資，中國企業可以避免出口產品被征收高額關稅，并且能節省物流成本，具有經濟合理性。在核電領域，中國企業已經逐步掌握一些技術優勢，通過投資海外核電開發項目，有利于中國技術更快進入國際市場。從更廣泛的角度上說，在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設備的出口中，中國的角色從“能源輸入國”轉變為“能源輸出國”，對國際能源市場的結構改變具有深遠的意義。

而中國企業對另一些海外電力項目的投資顯然摻雜了非商業性考慮。比如，最近中國國企以23億美元收購正身處困境的馬來西亞政府投資基金（1MDB）擁有的部分電力資產，這一交易被包括華爾街日報在類的國際媒體認為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中國企業在這些收購中，是否為了響應“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而支付了溢價，將在今后有待觀察。

高耗能產業

很多分析認為，“一帶一路”戰略設計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為了化解中國國內的過剩產能，而過剩產能問題在以鋼鐵、水泥等為代表的高耗能產業尤其突出。這個設計的基本思路是，利用中國充裕的外匯儲備，在國際市場上為國內企業創造新的需求，為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贏得時間。

根據這個思路，國內產能過剩行業將至少從兩個方面受益于“一帶一路”戰略。一方面，這些行業的產品是“一帶一路”中大量基建項目直接需要的，可以增加國內產成品的銷售。另一方面，這些行業中的企業還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投資設廠，把國內過剩的生產線轉移出去。

這些行業中，很多企業的確把“一帶一路”視為一個重要機遇。根據報道，2015年已有一批國內鋼鐵企業宣布在包括哈薩克斯坦、印尼等沿線國家投資設廠。在水泥行業，國內包括華新、海螺、紅獅、上峰等大型水泥企業都紛紛推出了在“一帶一路”區域的投資計劃。很多地方政府也出臺政策支持本地產能過剩企業投資海外。

但是，這個利用“一帶一路”戰略使中國高耗能、產能過剩產業擺脫困境的思路有一些不可忽視的弊端。

首先，由于這些企業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拓展市場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于中國投資基建項目的采購，這個思路的實質還是由財政繼續為中國的高能耗企業提供補貼，違背了中國希望向低碳、高附加值經濟結構轉型的初衷。其次，在中國目前嚴峻的環保壓力下，如果這些企業在國內生產產品銷售到海外，將對中國減少能耗、治理污染的努力不會有正面的幫助。第三，如果這些企業利用閑置生產線在海外設廠生產，看似一個雙贏的方案，但卻并不能解決國內產能過剩中最棘手的問題，即解決所在企業職工的再就業問題。正如筆者在之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對鋼鐵等正在面臨結構性下降的行業，需要認真考慮的是產業替代和人員技能的更新，而不是又一輪的刺激計劃。

從以上分析看出，中國能源及其上下游企業投資“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的動因和邏輯是多樣的。有的是基于企業自身的國際市場競爭力；而有的項目之所以能夠推進，則主要是獲得了政府直接的財政和金融支持。還有一些企業，或許更多地是通過參與“一帶一路”這一國家戰略，獲得社會學理論中強調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不僅適用于需要彰顯“政治正確”的大型國企，也同樣適用于需要得到國內各級政府、金融機構和輿論直接或間接支持的的民營企業。

從企業角度，這些都是可以幫助企業發展壯大的戰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政府的角度，應該認真分析“一帶一路”下各類項目的不同性質，同時確定對項目的不同預期和考核目標。對具有援助性質的項目，需要通過法定程序確立適當的預算。而對商業型項目，需要明確企業的市場投資主體地位，并且對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貸款涉及的項目，設立符合市場標準的投資回報要求。

（作者系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博士生導師；2015年9月-10月在英國發展研究院任訪問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郵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