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近200個國家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再次邁出歷史性一步，達成《巴黎協議》。全球極端氣候天氣、霧霾增多，能源“功不可沒”。但如分析所言，《巴黎協議》雖然不一定是化石能源的終結，但它是考慮能源轉型的一個開端。新形勢下，中國的能源轉型和節能減排措施應如何服務于2030年減排目標？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碳金融交易》作者、中國建設銀行高級經濟師孫兆東博士。

能源企業要學會利用碳金融

中國能源報：《巴黎協議》的簽署對中國能源轉型有何推進作用？

孫兆東：2015年12月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最終達成《巴黎協議》對全世界傳統能源結構轉型提出了更多新的、實實在在的要求。中國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達到峰值。這就需要我們在未來15年內，在能源轉型方面下很大功夫：一要強調傳統能源利用的清潔化，加大技改投入，使硫、碳、氮等各種排放持續下降；第二，向新能源轉移，因地制宜發展風、光、地熱能等，實現能源結構性轉型；第三，能源企業在轉型過程中，要充分使用“碳金融”工具。“碳金融”正是為了用金融手段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促進能源轉型；第四，能源企業在轉型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到走出去和國際化的因素。要從全球環境協議的要求出發,布局全球能源。同時能源企業轉型一定要緊盯全球能源利用的領先技術以及互聯互通，在全球發展的大趨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進而取得國際市場領先地位。

中國能源報：有經濟學家傾向于使用“碳稅”工具促使企業碳減排，您怎么看？

孫兆東：碳金融和碳稅都會對調控碳排放起到一定作用。但二者作用機理和方法不同。碳金融和碳稅恰好類似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碳金融作用于供給側，而碳稅更多作用于需求側。碳金融和碳稅一個前端、一個后端，二者從不同的維度去解決同一個問題，目的都是促進節能減排，讓能源更清潔。如果提政策建議，我認為中國兩種方法都可以嘗試。

但我認為，稅收不應該是一個普遍現象，因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為企業減負是必然的，加稅可能會有一定難度。所以碳稅一定要配合結構性的財稅體制改革推進。對于那些沒有完成減排指標，又不愿意轉型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就需要施以重稅，逼迫其轉型，轉型成功后再回稅。當然這個“稅”不只是碳稅，還應包括資源稅等。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就應該學會用碳金融的方法節能減排或者促進技改。

碳金融更趨向于市場，買賣由國家核定，是一個行政政策。一旦核定，大家都遵守了，后端操作就是趨于市場化的。但碳稅趨于強迫性，更有行政命令和強制性特點。多種方法都有助于實現中國2030減排目標，但要區別對待。碳稅對那些完不成任務，或者拒不完成的企業有懲罰性。但對于積極執行的企業，應讓其獲益。當然，可以考慮施行地區性碳稅政策。

有必要統一碳交易市場

中國能源報：“碳金融”如何能更好調控碳排放？

孫兆東：從宏觀意義上講，碳金融能促進能源企業特別是高耗能、高排放企業節能減排，因為，只要節能減排了，企業就可以減少購買超額減排，也就會主動進行節能減排技改。但企業也可以不減排，光購買碳減排量。

事實上，中國現有七個碳交易市場，這并不利于全國整體減排。為什么？哪個市場的交易價格低，企業就會到哪里購買，然后照樣排放，也就達不到減排效果，甚至會適得其反，或者形成污染轉移?！栋屠鑵f議》，包括之前的《京都議定書》和《中美氣侯協議》，都已經表明治理環境污染和減排是全球共同責任，道理也就在此。所以，中國應建立統一碳交易市場。從國際競爭角度講，也更應該統一碳交易市場，只有這樣才能建立有國際影響力的碳交易市場，與歐盟、美國的碳排放市場形成三足鼎立之勢，通過金融手段去解決全球減排問題，同時也能夠通過碳金融市場建立中國在國際能源市場定價的影響力，因為發達的碳金融交易市場終將會影響到能源產品的價格。

中國能源報：“碳金融”工具就沒有弊端嗎？

孫兆東：碳金融是金融政策促進節能減排，其弊端在于“風險”，有政策調整風險，還有碳匯風險，以及如《巴黎協議》發生改變使得大家不再重視碳減排等。這些風險的存在，可能會使原來的做法顛覆，甚至戛然而止，又回到傳統能源為王時代。但我希望碳金融以后不存在時，是全球清潔能源利用起碼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時候，盡管那時傳統能源利用還會過半，但已能通過技改實現有效減排，變成低碳清潔的能源了。到那時，碳金融可能也就沒有存在必要了。碳稅也是如此。

碳金融和碳稅，包括環境稅都只是中國治理環境污染的手段之一，各行各業應盡的社會責任就是要學會使用這些手段，特別是碳金融，主動節能減排，共同打造低碳環境。大家都應該認為，使用清潔能源是一種光榮。

行業復蘇或是碳稅推出時機

中國能源報：中國政府已表示2017年將啟動全國統一碳交易市場。但是碳稅仍在醞釀過程中，您認為，什么時間適合推出碳稅？

孫兆東：當能源價格上漲、經濟企穩且快速恢復上漲時，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企業利潤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稅手段，促使其節能減排，或許更符合時機。

那么，怎么評價這個合適時機？要看經濟增長。中國的戰略轉型如果到位，我認為企穩回升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一帶一路”大面積鋪開，每年可拉動中國GDP增長約兩個百分點。同時我們還有很多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如改革、互聯網、智能化等，如果這些真正發揮作用，可能至少有一個百分點以上的GDP拉動?？v觀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2016年提出的五大任務——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擴大有效供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等，這些均會在2016年會發揮作用，我認為2016年經濟增長會企穩，后半年甚至可以復蘇。

中國能源報：但是能源行業普遍預測2016年經營會更慘淡。

孫兆東：能源行業會有滯后，這是規律。但是能源行業還會有下一輪復蘇。事實上，淘汰落后能源、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能源，這是必然，發展清潔能源是大勢所趨。那么，下一輪復蘇中誰先得利？是低成本、高利潤的清潔能源，這也是能源結構轉型的必然結果。

中國能源報：您預計能源行業什么時候復蘇？

孫兆東：如果不存在結構調整的話，能源行業復蘇滯后期會比較短，半年或者一年，就會伴隨經濟復蘇而復蘇。但現在由于能源結構調整，可能會需要一到兩年時間，也就是在2017－2018年復蘇。

總體看，能源整體價格的下跌，正是能源行業調整結構的契機。目前因為傳統能源價格的下跌，部分應用領域產生了所謂的能源“逆替代”現象，其實就是逆常態，如果國家不采取措施，如碳金融、碳稅，那么在本輪經濟復蘇過程中，就會不利于新興能源發展。我們要遏制逆淘汰的出現，如果等下一輪經濟復蘇了，人們又大量使用低價格的煤，那么就要采用碳金融平衡，增加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成本，實現正向淘汰。

政府部門還需提高認識

中國能源報：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政府作用至關重要。如何提高地方政府部門積極性？

孫兆東：政府部門的決策就在于其看重的是短線、中線還是長線。就節能減排，我認為政府更多應著眼于中長期。巴黎氣侯公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近200個國家，各國認識水平是不一樣的，但最終仍能達成共識。中國也是一樣，中國的30多個省市一定要提高認識。要知道，減排不僅是國家的事，地方政府對于調整、優化能源結構、減少霧霾，責無旁貸。對中央政府而言，不能只考核地方政府的GDP，也要將節能減排指標納入考核體系。國家核定減排額不僅要有行業、企業的維度，也要有區域的維度。區域維度指的是地方政府，要進行多維度考核，甚至可以考核某地區內企業是不是用了“碳金融”或者碳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