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顯示，2015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15.13GW，其中集中式光伏裝機13.74GW，占比91%。這令光伏裝機的另一大陣營——分布式光伏裝機備感尷尬。必須指出的是，即便占據新增裝機規模絕大多數，集中式光伏裝機亦非完美之選，其并網問題一直受到各方詬病。2015年我國平均棄光比例超過10%，而西北地區由于電力市場容量小、送出不暢，棄光率甚至超過30%。受到并網瓶頸限制，棄光成為行業常態，并由此導致我國集中式光伏利用小時數每年遞減約5%。

往前追溯，2014年中國政府定下了14GW的年度光伏裝機目標，其中規劃集中式光伏裝機6GW、分布式光伏裝機8GW。較高的分布式光伏裝機目標體現了政府的偏好和光伏發展方向，但實際上，2014年新增裝機中分布式光伏僅為2.1GW，只完成了目標的25%，而集中式光伏裝機大大超過規劃目標。作為發展清潔能源、推廣光伏裝機的“雙輪”之一，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分布式光伏裝機發展勢頭如此遜色于集中式光伏裝機？政府厚望之下，又是什么牽絆了分布式光伏裝機步伐？

從世界范圍看，分布式光伏發展無一例外都依靠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上網電價補貼和配額制。參考我國近幾年發展實踐，上網電價補貼推廣比較成功，對于棄光嚴重的問題，政府在2015年的分布式光伏規劃中也加入了類似配額制的內容。然而，即使是上網電價補貼與配額制雙管齊下，光伏支持政策畢竟還需要考慮可操作性問題，若不實事求是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可能導致分布式光伏發展規劃的無效性。

筆者以為，中國在通過配額制解決分布式光伏發展利用方面尚存在困難。與世界主要施行配額制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目前中國配額制在成熟度與可操作性上還有很大距離。首先，其他國家與地區配額制是在電力市場化的基礎上，由政府制定配額，供電企業或發電企業作為承擔主體，而不是僅僅對各級政府進行責任分配。其次，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保證了在這些國家可再生能源配額可被交易，更有利于資源配置，增強了配額制的靈活性與可操作性。再次，即便政府制定了大規模的分布式光伏配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也還需要各級政府額外提供優惠政策與補助，假若這部分資金來源無法明確，也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有效傳導。因此，中國目前的配額制，無論從制定、運作機制、考核機制上都還無法體現市場的作用。

并且，中國分布式光伏缺乏投資意愿，不同投資主體面臨不同的問題。由于家庭用電量小且民用電價比較低，在不考慮地區額外補貼的情況下，民用安裝的分布式光伏收益較低、動力不足。工業安裝的光伏雖然由于工業電價高于民用電價而收益率相對可觀，但也有三個影響收益率的因素：第一，與民用相比，由于公司經營變化、地點變更等因素，工業光伏項目的不穩定性更大；第二，工業光伏項目可能需要貸款支持，拉低了財務回報；最后，工業電價剛剛進行了下調，還有進一步下調的可能性，也相對影響了工業分布式的積極性。應該說，如果要達到2015年配額要求，政府是有意愿與責任引導分布式光伏投資的，然而由于分布式投資主體的多樣性與分散性，政府很難進行直接主導。

阻礙分布式光伏投資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安裝分布式光伏的物理空間限制。通常來說，城市推廣分布式光伏發電有兩種途徑：一是安裝在公共建筑上，二是強制將分布式光伏納入新建住宅設計。然而，與歐洲、美國相比，中國城市居民占有屋頂的比例很低，這兩種模式均受到物理空間的限制，不足以滿足分布式光伏的規劃目標需要。以上海為例，每年50MW的分布式安裝量大約需要50萬平方米的適宜屋頂。根據2014年上海市統計年鑒，2013年上海學校、醫院等大型公共建筑總建筑面積為3722萬平方米。以平均樓層為6層，20%的屋頂可用來計算，大致可以安裝光伏的面積約為62萬平方米，僅能滿足一年的分布式規劃配額。而且由于屋頂只有一部分比較適宜安裝光伏，南向的屋頂或平屋頂安裝光伏較經濟性。因此，上海每年新增的住宅能提供的分布式光伏安裝面積其實不高，全國的情況應該大同小異。

所以，在農村和農業用地上推廣分布式光伏可能潛力比較大。國家能源局在《2015年光伏發電建設實施方案》中提出，各地分布式光伏應結合生態治理、設施農業、漁業養殖、扶貧開發等合理配置。這應該是現階段比較可行的解決分布式安裝地點選擇難題的方法。而且，農村居民的屋頂面積也比較大，但是，如何解決農戶分布式光伏投資融資難的問題，仍是農村推廣分布式光伏的一個關鍵點。

此外，中國現階段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存在霧霾，也是光伏發電難以回避的負面因素。中國分布式光伏應該在中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推廣，有益于解決光伏消納問題，優化這些地區的能源結構，長期則有利于環境保護與大氣污染控制。然而，現階段較差的大氣質量會對光伏發電造成很明顯的負面影響。根據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的光伏系統研究結果，霧霾重度污染時光伏有效發電小時數降低80%。按北京市環保局數據，2014年北京重度污染天數為45天，空氣質量為優的天數為93天。所以，考慮霧霾因素計算北京市的分布式光伏發電小時數，如果僅考慮重度污染天數的光照降低，全年光照小時數約下降10%；如果取平均光照降低計算，全年光照小時數則可能下降35%。嚴重的霧霾天氣也是分布式光伏經濟性的一大“攔路虎”。統計顯示，2015年我國光伏新增裝機15.13GW，其中集中式光伏裝機13.74GW，占比91%。這令光伏裝機的另一大陣營——分布式光伏裝機備感尷尬。必須指出的是，即便占據新增裝機規模絕大多數，集中式光伏裝機亦非完美之選，其并網問題一直受到各方詬病。2015年我國平均棄光比例超過10%，而西北地區由于電力市場容量小、送出不暢，棄光率甚至超過30%。受到并網瓶頸限制，棄光成為行業常態，并由此導致我國集中式光伏利用小時數每年遞減約5%。

往前追溯，2014年中國政府定下了14GW的年度光伏裝機目標，其中規劃集中式光伏裝機6GW、分布式光伏裝機8GW。較高的分布式光伏裝機目標體現了政府的偏好和光伏發展方向，但實際上，2014年新增裝機中分布式光伏僅為2.1GW，只完成了目標的25%，而集中式光伏裝機大大超過規劃目標。作為發展清潔能源、推廣光伏裝機的“雙輪”之一，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分布式光伏裝機發展勢頭如此遜色于集中式光伏裝機？政府厚望之下，又是什么牽絆了分布式光伏裝機步伐？

從世界范圍看，分布式光伏發展無一例外都依靠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上網電價補貼和配額制。參考我國近幾年發展實踐，上網電價補貼推廣比較成功，對于棄光嚴重的問題，政府在2015年的分布式光伏規劃中也加入了類似配額制的內容。然而，即使是上網電價補貼與配額制雙管齊下，光伏支持政策畢竟還需要考慮可操作性問題，若不實事求是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可能導致分布式光伏發展規劃的無效性。

筆者以為，中國在通過配額制解決分布式光伏發展利用方面尚存在困難。與世界主要施行配額制的國家和地區相比，目前中國配額制在成熟度與可操作性上還有很大距離。首先，其他國家與地區配額制是在電力市場化的基礎上，由政府制定配額，供電企業或發電企業作為承擔主體，而不是僅僅對各級政府進行責任分配。其次，市場化的運作機制保證了在這些國家可再生能源配額可被交易，更有利于資源配置，增強了配額制的靈活性與可操作性。再次，即便政府制定了大規模的分布式光伏配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也還需要各級政府額外提供優惠政策與補助，假若這部分資金來源無法明確，也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有效傳導。因此，中國目前的配額制，無論從制定、運作機制、考核機制上都還無法體現市場的作用。

并且，中國分布式光伏缺乏投資意愿，不同投資主體面臨不同的問題。由于家庭用電量小且民用電價比較低，在不考慮地區額外補貼的情況下，民用安裝的分布式光伏收益較低、動力不足。工業安裝的光伏雖然由于工業電價高于民用電價而收益率相對可觀，但也有三個影響收益率的因素：第一，與民用相比，由于公司經營變化、地點變更等因素，工業光伏項目的不穩定性更大；第二，工業光伏項目可能需要貸款支持，拉低了財務回報；最后，工業電價剛剛進行了下調，還有進一步下調的可能性，也相對影響了工業分布式的積極性。應該說，如果要達到2015年配額要求，政府是有意愿與責任引導分布式光伏投資的，然而由于分布式投資主體的多樣性與分散性，政府很難進行直接主導。

阻礙分布式光伏投資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安裝分布式光伏的物理空間限制。通常來說，城市推廣分布式光伏發電有兩種途徑：一是安裝在公共建筑上，二是強制將分布式光伏納入新建住宅設計。然而，與歐洲、美國相比，中國城市居民占有屋頂的比例很低，這兩種模式均受到物理空間的限制，不足以滿足分布式光伏的規劃目標需要。以上海為例，每年50MW的分布式安裝量大約需要50萬平方米的適宜屋頂。根據2014年上海市統計年鑒，2013年上海學校、醫院等大型公共建筑總建筑面積為3722萬平方米。以平均樓層為6層，20%的屋頂可用來計算，大致可以安裝光伏的面積約為62萬平方米，僅能滿足一年的分布式規劃配額。而且由于屋頂只有一部分比較適宜安裝光伏，南向的屋頂或平屋頂安裝光伏較經濟性。因此，上海每年新增的住宅能提供的分布式光伏安裝面積其實不高，全國的情況應該大同小異。

所以，在農村和農業用地上推廣分布式光伏可能潛力比較大。國家能源局在《2015年光伏發電建設實施方案》中提出，各地分布式光伏應結合生態治理、設施農業、漁業養殖、扶貧開發等合理配置。這應該是現階段比較可行的解決分布式安裝地點選擇難題的方法。而且，農村居民的屋頂面積也比較大，但是，如何解決農戶分布式光伏投資融資難的問題，仍是農村推廣分布式光伏的一個關鍵點。

此外，中國現階段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存在霧霾，也是光伏發電難以回避的負面因素。中國分布式光伏應該在中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推廣，有益于解決光伏消納問題，優化這些地區的能源結構，長期則有利于環境保護與大氣污染控制。然而，現階段較差的大氣質量會對光伏發電造成很明顯的負面影響。根據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的光伏系統研究結果，霧霾重度污染時光伏有效發電小時數降低80%。按北京市環保局數據，2014年北京重度污染天數為45天，空氣質量為優的天數為93天。所以，考慮霧霾因素計算北京市的分布式光伏發電小時數，如果僅考慮重度污染天數的光照降低，全年光照小時數約下降10%；如果取平均光照降低計算，全年光照小時數則可能下降35%。嚴重的霧霾天氣也是分布式光伏經濟性的一大“攔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