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2日電，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經濟建設戰線的杰出領導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陳錦華同志，因病于2016年7月2日15時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1983年，陳錦華同志從上海調到北京，負責籌建中國石化總公司，隨后擔任總經理，在中國石化總公司整整工作了7年半。在《國事憶述》一書中，陳錦華同志講述了關于中石化的“強者”起步之路———從醞釀、籌建到成立之初的實事內情。

如何用好一億噸石油

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達到一億噸。如何用好這筆財富，提高經濟效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成為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

1981年上半年，國務院領導同志在幾次談話中，都講到充分利用石油資源，發展石油化工綜合利用，提高經濟效益的問題。財政部《財經簡報》登載了上海財政科學研究所撰寫的《組織聯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經濟效益》的調查報告,介紹上海高橋地區的石油化工企業因體制分割而資源不能共享的情況,說如果加以聯合,挖潛增效的潛力是很大的。同年7月7日,國務院領導同志對此作了批示,提出“必須直接動手，突破一點。首先解決上海高橋地區的聯合，取得經驗，然后再著手搞第二個、第三個。”

上海高橋地區有煉油廠、化工廠、化纖廠、合成洗滌劑廠、熱電廠，分屬石油部、化工部、紡織部、輕工部、電力部等幾個系統管理，它們之間的原料不能互相供應，不能發揮資源綜合利用的效果。根據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指示，國務院派出聯合調查組到上海，專門調查研究高橋地區幾個廠的聯合問題。工作組由石油部副部長侯祥麟帶隊。經過幾天的調查，仍然各執一詞，各不相讓。7月下旬，正好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上海視察工作，就特地到上海煉油廠聽取工作組有關籌辦聯合工作的匯報。侯祥麟把聯合調查組的工作情況和各個部門的不同意見作了匯報，并建議，因為大家意見不一致，這件事是不是再研究研究。國務院領導同志當即表示：“不再研究了，定了，就是搞聯合。”并當場指定這件事由我來負責籌辦。當時，我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接受任務以后，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多方做工作，到11月，上海高橋石油化工公司正式成立了。這個公司的成立是由國務院直接批準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第一個跨部門、跨行業聯合的大型經濟實體，由原來分屬幾個部的上海煉油廠、高橋化工廠、上海第二化學纖維廠、上海合成洗滌劑二廠、上海石油化學研究所、高橋熱電廠等企業聯合組成，為后來石油化工企業的改組、聯合開了個好頭。

為了探討用好1億噸原油資源的方案，康世恩多次與石油部孫曉風、侯祥麟等有關領導和專家研究，如何有效地把煉油和化工企業組織起來，發揮綜合利用的效益。康世恩寫了《關于如何用好一億噸原油的意見》。胡耀邦看后，很感興趣，特意找了康世恩，同他談這個問題，并于1981年12月12日批示把《關于如何用好一億噸原油的意見》印成中央政治局參閱文件，在中央領導核心層進行決策醞釀，并發給正在參加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的同志參閱。

一個中石化可以為國家增收10%

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國務院領導同志在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后經濟建設的10條方針，其中第3條講：“世界上年產石油一億噸以上的國家不到十個。我國是其中的一個，一億多噸石油是我國一筆很大的財富，合理利用這筆財富，對于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效益具有重大的作用。”報告分析了中國石油加工的深度和綜合利用的落后情況，指出中國一億噸石油所創造的價值同工業發達國家比較，相差很遠，這是一個很大的浪費。報告強調，“用好一億噸石油，是一件提高經濟效益，增加財政收入，改善國家經濟狀況的大事，各部門、各單位要高度重視，通力合作，務必完成。”

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石油部成立了規劃小組，著手研究用好1億噸石油的具體規劃。規劃小組在分析情況后指出，每1000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耗油量，中國為0.31噸，印度為0.26噸，日本為0.17噸，日本比中國少47％。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的1億噸石油浪費很大，效果很不好。規劃小組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多方面的原因，著重指出石油煉制和石油化工綜合利用方面的問題，以及地區和部門分割的體制問題。

石油部規劃小組的報告還著重分析了經濟效益問題，認為用好1億噸石油，國家財政可以增加比較大的收入。規劃小組算了幾筆賬，從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計算，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業聯合起來、綜合利用以后，國家財政增加的收入可以比1981年增加115億元。1981年全國的財政收入是1175億元。115億元就是1/10，是一筆不小的數字。后來，國務院在討論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的時候，爭論非常激烈。當時我沒有參加，是聽參加會議的盛華仁說的。當講到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國家財政可以增加100億元的收入時，有同志不相信，不同意這種說法，說“根本不可能，做不到。”國務院領導同志說：“80億做得到做不到？”那位同志說：“50億也不行。”最后國務院領導同志一錘定音：“30億也干。”這次討論表明，當時在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業聯合起來、綜合利用的問題上，認識很不一致，聯合工作的難度很大。

1982年1月7日，緊接著上海高橋石油公司的成立，經國務院批準，江蘇南京地區的南京煉油廠、棲霞山化肥廠、南京烷基苯廠、南京化工廠、鐘山化工廠、南京塑料廠、南京長江石油廠等企業聯合，組建金陵石油化工公司。不久，遼寧撫順地區的撫順石油一廠、石油二廠、石油三廠、化學纖維廠、化工塑料廠等企業聯合，成立了撫順石油化工公司。這幾家公司的成立，為后來成立全國性的石化總公司摸索了經驗，在輿論上創造了積極推動的氛圍。

奉命籌建中石化

1983年2月，中央組織部通知我到北京報到。我到中央組織部以后，問趙振清副部長：“你們找我談什么事情？”他說：“哪是我們找你，是中央領導同志找你談。你等著吧。”很快，胡耀邦總書記就找我談話。他當晚要去廣州，是下午在他臥室里談的。接著，國務院領導同志和康世恩又分別與我談話。他們都強調，黨中央、國務院對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很重視，決心要用好1億噸石油來多創效益。我記得當時胡耀邦講：“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要收企業，要把地方的企業收上來，這些企業又是各地最好的企業，是盈利大戶。我們報告了小平同志，說不征求地方意見了，中央直接發文件。小平同志表示贊成，說就這樣辦。”

國務院領導同志與我談話的時候，強調中央在研究到2000年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時候，認為必須有一些過硬的重大舉措來確保實現翻兩番，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就是重大舉措之一。在談話結束前他問我：“你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來。”我說，有人給我推薦北京市一個搞技術的干部，他也愿意到中國石化總公司來，但北京市不肯放，能不能幫我調來？他說好，當場就打電話給北京市的段君毅同志說：“你要支持錦華嘛，把人給他。”后來北京市很快就放了人。康世恩同我談的時間長一些，談了整整半天。他首先介紹了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的整個醞釀過程，強調要從體制上為用好1億噸石油創造條件。他還指出，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對改革現行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促進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都有積極意義。

1983年7月4日，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籌備，中國石化總公司籌備小組正式召開第一次直屬企業經理（廠長）會議。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會見了全體與會代表，總理、副總理都到了，在講話中都強調黨中央、國務院對中國石化總公司寄予很大希望，要求中國石化總公司辦成真正的經濟實體，不要變成新的石化部，不能走老路。萬里講：中國的經濟振興要靠石油化工的振興，人們生活的改善、人們的吃穿用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依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材料，以解決人口眾多和農業爭地的矛盾。人民生活靠什么？要靠石油化工搞上去。中國所有的行業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不可能，但是電子和石油化工一定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管理要現代化。石油化工行業一定能同國際上的同行進行較量。

會議結束后，萬里還對我說，到2000年中國的乙烯產量要趕上蘇聯。乙烯是石油化工的基礎產品，是一個國家、一個企業發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標。有了乙烯就可以做成各種合成材料。一個國家石油化工是不是很發達，其標志就是它的乙烯產量。萬里要我們趕上蘇聯，并問能不能做得到？我回答說：“蘇聯的乙烯產量是多少，我還不知道，我先查一查，看看我們的差距有多大。但是不管怎樣，我們會努力去追趕。”后來，我查了蘇聯1983年的乙烯產量是226.7萬噸，而中國當年的產量才56萬噸，只有蘇聯的1/4。到2000年，中國的乙烯產量要趕上蘇聯，要整整地翻兩番。這樣一算，我感到差距很大，沒有把握。后來萬里也沒有再問我，我也沒有主動對他說這件事情。但是，以后的發展證明，萬里提出的到2000年中國乙烯產量趕上蘇聯是有道理的，對我們有很大的促進作用。2000年，中國的乙烯產量是470萬噸，而俄羅斯的乙烯產量則從226.7萬噸下降到188.9萬噸,只有中國產量的40%。2003年,中國的乙烯產量是612萬噸，俄羅斯的乙烯生產能力為330萬噸，仍然是一個不小的差距。

辦公場所租借在工人體育場看臺下面

1983年7月12日，中國石化總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他說：“為了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紀末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針對我國年產1億噸原油的使用不合理、經濟效益不高的現狀，黨中央、國務院經過充分論證，下了最大的決心，把分散在各部門、各地區的39個大中型石油化工企業高度地聯合起來，切斷同條條塊塊的行政領導關系，組成全國最大的石油化工總公司，這是一項重大的決策。”

中國石化總公司機關開始籌建的時候，工作條件非常差，沒有地方辦公，就向燕山石化公司借了它在北京市朝陽區和平里的一個辦事處，也就是一個幾百平方米的二層樓房子，臨時辦公。當時，中國石化總公司機關已有100多人，這個地方容納不下，又租借了工人體育場看臺下面的一些房子辦公。工作人員外出辦事沒有汽車，我向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借了一輛老的上海牌轎車。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被稱為中國最大公司的中國石化總公司開張了。這種寒酸是今天的許多人無法想象的。當時也有人建議說：我們得找個窩啊，要建一個像樣一點的窩，接待外國人也體面些。但是要找窩、建窩，就得花時間，就要分散精力，轉移注意力。我們籌備小組的同志認識到：“不要管窩不窩了，還是集中精力抓工作，先把工作抓上去，其他問題以后再說。”

39家企業盡入中石化

我們一上手工作，馬上碰到了路怎樣走的問題。第一步邁向哪里？從什么事情著手？黨中央、國務院強調要打破部門、地區分割，我們研究決定，就從這件事情著手，先收企業，建立新的領導體制。

黨中央、國務院在1983年下發的7號文件中明確決定：將分屬20個省市自治區政府和3個部的39個企業，以及企業的下屬單位，劃給中國石化總公司直接管理。

當時有同志提出先把機關的架子搭起來，等機關工作有個頭緒以后，再到下面去收企業。我說：“現在應該趁黨中央、國務院剛剛下文件的好勢頭，先收企業，免得夜長夢多，萬一將來誰出來講話，情況發生變化，那就很可能錯過時機。趕緊趁熱打鐵，收企業。”我的看法同籌備小組的意見一致。從1983年5月開始，由籌備小組成員帶隊，先后派出9個工作組到20個省市自治區去談企業的交接。按照1983年7號中央文件規定的政策，我們在研究交接協議中盡可能地照顧地方的利益，減少上收的阻力，這樣談起來就方便多了。我們花了半年多的時間，有38個企業收上來了。

當時唯一不肯交的是新疆，主要是區黨委書記不贊成，他一直給中央領導同志提意見，不同意把烏魯木齊石油化工總廠交給中國石化總公司。為了烏魯木齊石化總廠上收的事情，我特地去了新疆，找自治區黨委。到烏魯木齊后，我首先看望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恩茂，把黨中央、國務院成立中國石化總公司的事情向他作了匯報。我說中國石化總公司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企業上收。這件事不辦，下一步工作都不好做。現在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各地上收的39個企業只有烏魯木齊石化總廠沒有交。我說是不是請您過問一下，支持一下中國石化總公司。烏魯木齊石化總廠上收以后，新疆今后石油化工的發展和現在所需要留下的產品，中國石化總公司會盡力照顧。王恩茂同志聽后表示：“好，我給區黨委做工作。”第二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正式與我們談烏魯木齊石化總廠的交接問題，由政府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主持。會上，自治區政府一位副主席舉出各種理由，不同意烏魯木齊石化總廠上交。他說：“新疆是少數民族地區，建議不要上收。”我說：“寧夏也是少數民族地區，為什么寧夏能交，你們就不能交？”我當時也不客氣，說：“你呀，不要講那么多道理，你有些道理是歪理。現在中國石化總公司剛剛成立，正需要干部，我回去向中央建議，把你調到石化總公司，看你屁股還坐在那里？”他一聽，說：“別，別，別，你可別這樣，我只是提提建議，最后還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我說：“黨中央、國務院都正式下了文件，還要怎么決定？”就這樣，談了3天還是沒有結果。我放風說：“這次要不辦好烏魯木齊石化總廠的上交，我就留在新疆不回去了。”后來，我聽說，王恩茂到北京開會，區黨委書記到機場送行，向他匯報了談判上交烏魯木齊石化總廠的情況，并講了我的態度。王恩茂表示：“還是交吧。對錦華、對中國石化總公司支持了，以后的事情他會幫我們。”他這樣一講，問題就解決了。后來我們順利談成，第六天就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