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不僅需要頂層設計，還要能夠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供人模仿，供人超越。”關于國企改革，這是經濟學家李稻葵一直以來的觀點。

那么，在過去的一年當中，這種“典型”出現了嗎？

首先來看總量。2017年是幾年來國企成績最耀眼的一年：全年實現營業收入50萬億元，利潤總額達2.9萬億元，比2016年分別增長14.7%和23.5%。其中央企的營業收入達到26.4萬億元，實現利潤1.42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13.3%和15.2%。與此同時，國企在科技創新、重大工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也勇擔大任，用國資委主任肖亞慶的話說，國資國企改革“成效良好”。

再來看典型。2017年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年中啟動的聯通混改。經過此次改革，聯通引入了BATJ等社會資本，股權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同時機構也實現了“大瘦身”，僅總部編制人員就減少了50.14%，無論如何，都可以稱得上“典型”了。
但是，當記者請李稻葵評價去年國企改革的成果時，他的態度仍然有所保留，最后給出了四字總結——有形無神。

形，是指股權結構；而神，則指企業的經營行為，要實現行為方式上的徹底轉變，國企改革仍有事要做。

尋找新動能

驅動改革的總是時代變遷，國資國企改革也概莫能外，而這個時代最為核心的變化之一，是動力結構的調整。

“我是開電動汽車來的”，在政協會場遇到李稻葵的時候，他這樣告訴記者。這幾年，他的出行大都依靠電做動力，如電動摩托、電動汽車。據了解，李稻葵是寶馬電動摩托首位中國車主，而此次，他又向記者大力推薦插電混合動力汽車，因為“沒有續航焦慮”。

電動車的出現，標志著世界動力體系的轉變，李稻葵稱之為“新電氣化革命”，在這一點上，他與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舒印彪不謀而合。

電氣化革命并不僅僅限于動力結構的變化，更為深層次的還有電源結構的調整，從上游發電領域看，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的發電技術日新月異，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世界的能源結構。

而從下游生產領域看，電氣化引發的變化則更為深刻和廣泛，李稻葵將其概括為三點：一是制造業發生了變化，因為以電為動力帶來了設備的簡單化，不再依賴內燃機和變速箱；二是實現了生產的模塊化，提高了生產效率，比如一個人就可以組裝一輛電動車，這大大降低了生產門檻，給了中國企業“彎道超車”的機會；三是引發了商業模式的變革，帶來了分時租賃、共享出行等一系列變革。

從這種傳導機制看，多位于上游的能源央企，發揮的是提綱挈領和引領潮流的重大作用。

但是，能源央企的特殊性，在于其自然壟斷的特征，這一點，也決定了它的變革必然要面臨市場與管制的兩難。因為存在自然壟斷和規模效益，規模越大，成本越低，所以不可能遍地開花，不可能實現完全自由競爭，也就無從受到完全自由市場所帶來的激勵。

對此，李稻葵給出了自己的藥方。他認為對于這部分央企，監管者應該承擔起激勵者的角色，具體來說，就是給企業下達考核指標，也就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出資人監管權責清單”。清單中的指標可包括三類：一是技術指標，要求央企在技術上領先全球，如國家電網的特高壓工程；二是能源安全指標，即能源供給必須滿足居民生活保障、重大工程保障，等等；第三才是財務指標，只要企業能夠保證一定的利潤，就可以了。

在完成這三個指標的情況下，剩余的自主權，就應該完全交給企業了。

賦予自主權

自主權，或者說控制權，是李稻葵近年來頻繁提到的一個詞匯。

自主權的背后是產權。如同奧利弗·哈特的產權理論所提到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契約本身也是不完整的，這就給了簽約的某一方事后“敲竹杠”的機會。為了解決這種不完全契約的問題，哈特提出了“剩余控制權”的概念——只要是契約里沒有完全明確的權力，擁有“剩余控制權的”一方都可以自行裁決。

沒能完全放開控制權，在李稻葵看來，正是國企改革的癥結所在。他主張，在滿足技術領先、保障能源安全和實現一定的利潤這三個條件下，央企應該擁有真正的“剩余控制權”。因為企業不是政府，國有企業改革的靈魂，就是要充分相信并授權國有企業的高管人員，把控制權交到最有創意、最有想法的人手中，把他們當成真正的企業家看待，給他們充分的控制權。

為什么有的國企人才總是流失？為什么有的國企連內部網站都建不好？問題都出在控制權上。政府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政府和企業之間邊界不清，導致兩者效率都不高。對于國內喜歡談到的新加坡淡馬錫的例子，李稻葵認為淡馬錫成功的秘訣有兩個：一是在商言商。淡馬錫的CEO雖然是新加坡的總理夫人，但并不干涉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此外，企業職業經理人的工資待遇也完全不同于政府公務員，而是由市場決定的；二是在企業和政府之間設有一層“防火墻”，那就是董事會，企業的經營活動完全在董事會的指導下進行，不受政府干預。

因控制權不足而導致的效率損失隨處可見。李稻葵向記者舉了清華大學的例子，他說，在清華的所有建筑中，最丑的就是建筑學院的樓。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建筑學院的大師、大佬太多了，大家都想發表意見，都想指手畫腳，結果導致真正的設計者畏首畏尾，最后造出來的只能是個“四不像”。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國企改革，對于國資委來說，管資本比管企業更重要，國有企業的工資待遇也要放開，交由市場決定，這樣才能吸引到真正有能力、有創意、有想法的人才，從而保證國企改革真正實現“形神兼備”，走在高質量發展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