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了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項的最終歸屬，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分別是耶魯大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其中，諾德豪斯之所以獲獎，主要源于他在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開創性且卓有成效的研究。

作為經濟學家，諾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資源環境經濟學，包括能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氣候變化經濟學等方向。尤其在氣候變化經濟學方面，他被學術界譽為該學科的開創者之一。

在傳統意義上，氣候變化屬于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而經濟學作為人文社會學科，其切入氣候變化議題的原因何在？

諾德豪斯在其發表于1982年的論文中給出兩點理由：其一，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措施，必須經由經濟系統才可奏效；其二，氣候變化也會影響經濟系統的生產過程和結果，比如干旱會導致糧食歉收。

這篇論文被認為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對二氧化碳特性、國際減排合作、政策手段等相關問題作出論述。文中談及的諸多憂慮，近30年來逐漸得到驗證。譬如，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的艱難性、分析研究中的不確定性等等。

然而，在專攻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后，諾德豪斯卻在此后的三年間相對沉寂。公開資料顯示，這段時間，他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論文僅有1篇，遠低于1982年之前的水平。

原來，1982年至1991年，諾德豪斯幾乎用上全部精力，嘗試把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整合在一個模型框架里，即：經濟系統在運轉過程中產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對生態系統產生變化，這種變化最終又影響到經濟系統，從而形成一個循環流。事實上，當今研究氣候變化的主流工具——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IAM），正是秉承了諾德豪斯探索的這一框架。

1991年，諾德豪斯創造性地把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法引入氣候變化研究。有意思的是，1990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首次出臺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但這份報告過多關注純粹物理世界的變化，而忽略了人對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這使得在碳減排的代價估算上，IPCC的評估結果比諾德豪斯的研究結論高出許多。

10年后，在2001年IPCC發布的第三份氣候變化評估報告中，承認了IAM模型的優勢，并開始在IPCC的框架里嵌入更具微觀基礎的經濟系統模塊。

此后，在IAM模型的基礎上，諾德豪斯又先后發展出兩個經典模型：氣候與經濟動態綜合模型（DICE）、區域氣候和經濟綜合模型（RICE）。其中，DICE是將整個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以此判斷碳減排方案的有效性；RICE則將世界分為10個區域，如美國、中國這樣的碳排放大國為一個獨立區域，其他區域則包含多個國家。

諾德豪斯認為，經濟發展和氣候變化應對之間存在某種耦合性，應強調二者之間的平衡關系，而非單純強調哪一方更重要。盡管其主張相對“溫和”，但他仍認為，世界各國應積極行動起來。在具體行動方面，諾德豪斯提出應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措施就是給碳排放定價。

曾接觸過諾德豪斯的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認為，諾德豪斯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了一個經濟學分析框架來解釋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而不是將氣候變化問題上升到某種非常激進的地步。

事實上，諾德豪斯的研究成果，如較為積極地應對氣候變化、參考碳排放的社會成本制定政策等，此前已被美國奧巴馬政府所接受并實踐，而這些政策現已多被否定。李志青認為，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諾德豪斯，在某種程度上亦是回應本屆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倒退。

對于學術工作而言，諾德豪斯更令人稱贊的是，他能于成功時坦然轉型，并轉型成功。他32歲已成為正教授，卻于年過不惑之時，從頗有建樹的主流領域轉而主攻當時少有人觸及的“冷門旁支”，充分體現了其學術魄力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