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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售電“鯰魚”
本刊記者/胥大偉
發于2021.8.2總第1006期《中國新聞周刊》
7月的廣東“熱力十足”，然而對于當地不少售電公司而言，卻是“凜冬”已至。
寒意源于持續的巨額虧損。“僅五六月份，我們的虧損就達到300多萬元。”廣州兆和電力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人劉凱心里著急，公司平均每月代理電量約為1.2億度，每度電虧損1分多錢，每月損失就在百萬元上下。
售電公司作為中間商，左手拉著電廠，右手拉著用戶。靠從發電企業低價批發電，再向終端電力用戶高價賣電，來獲取價差盈利。作為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產物，引入售電公司的目的是為了激發“鯰魚效應”，搞活市場的同時，降低用戶端的電費負擔。售電公司主要分為三類：發電企業下屬售電公司、電網企業的售電公司以及獨立售電公司。
如今，這條“鯰魚”卻深陷泥潭。近期，山西、廣東等地相繼發布了電力市場交易風險提示。煤炭價格的持續攀升帶來的是連鎖反應，發電企業虧損嚴重，發電意愿下降。在“只準降不準漲”的電力價格體系之下，價格波動沿著鏈條傳遞至中間環節后無法向下傳導，靠吃價差盈利的售電公司成為市場風險的買單方，承受巨大的虧損。廣東電力交易中心6月12日披露的數據顯示，5月廣東161家售電公司累計虧損5.09億元，其中136家虧損5.16億元，虧損面超八成，僅有25家售電公司盈利，總盈利金額僅700萬元。
“發得多虧得多”
今年入夏以來，廣東地區用電負荷頻頻刷新紀錄。氣溫超過30℃以上時，氣溫每上升1℃，廣東省電力負荷就增長約300萬千瓦。
7月14日，廣東電網統調負荷今年第五次創歷史新高，達到13283萬千瓦，比去年最高負荷增長4.7％。此前，南方電網預計，廣東二季度或存在最大約760萬千瓦負荷缺口，相當于2020年廣東最高統調負荷的近6％。為緩解“電荒”，自5月中旬開始，廣東在廣州和佛山、東莞等17個地級市啟動有序用電，大部分制造企業被要求錯峰用電，限時生產。
但雪上加霜的是，電煤供應緊缺，煤價高企。易煤研究院總監張飛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煤炭供求有明顯的缺口。國內供應端，內蒙古對涉煤領域腐敗“倒查20年”以及陜西煤管票限制比較嚴格，煤礦企業大都按照核定產能生產，很少有增量。5月開始，產地部分煤礦停產停銷使得供應進一步緊張。
“現在電廠庫存、港口庫存都處于歷史同期最低水平，坑口根本沒有庫存。”張飛龍說。供需矛盾導致電煤價格一路上漲。7月19日，中電聯發布的第480期中國電煤采購價格指數（CECI曹妃甸指數）顯示，5500大卡電煤每噸價為947元，而去年同期的價格為每噸582元，同比增長62.7％。
張飛龍介紹，電煤約占火電發電成本的70％，每噸煤價超過650元就會虧損，目前，5500大卡電煤每噸成交價都在千元左右。這對發電企業來說，是難以承受的。
作為山西頭部發電企業，晉能控股電力集團燃料管理中心主任段峰透露，公司6月平均標煤單價810元/噸，同比去年升高365元/噸，同比漲幅82％。今年以來，煤價持續攀升，確實給火電企業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公司承擔的山西省政府戰略性新興產業電量交易電廠，現金流已出現不足，造成虧損。
“每發一度電就是在虧本，發得多虧得多。”廣東一家發電企業負責人李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百萬級電廠機組的煤耗低，虧損不大，還可維持。但60萬、30萬機組每發一度電就要虧本四五分錢。“我們有6臺機組，500萬的裝機容量，上半年總體虧損了七八千萬元。”
為了保證電力供應，廣東國有電廠均簽署了責任狀，虧本也要發電。“我們還是按照調度的要求去發電，但積極性不高，不會主動多發電，能不發就不發。”李清說。
批零倒掛
價格的波動迅速從發電側傳導到了售電市場。一個明顯的信號是今年5月廣東電力現貨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增長，現貨市場結算價格連續超過標桿電價。
在電力交易中，售電公司類似于“中間商”的角色，“倒手賺差價”是唯一的盈利模式。對于售電公司而言，只有拿到足夠量的客戶，才有盈利的基礎和跟電廠側談判的籌碼。“這就類似于互聯網營銷中的‘圈粉’，有了一定量級的‘粉絲’再去流量變現。”廣東資深電力交易人士武杰比喻道。
售電市場是典型的“買方市場”。電是一種無差別的商品，用戶考慮買誰家的電，價格是其篩選合作方的最核心指標。售電公司之間圍繞用戶的競爭，打的就是價格戰。“你憑什么依據去簽這樣的合同？”武杰坦言，售電公司依靠“判斷”低價簽約客戶，是一種賭博，有很大的風險“引火燒身”。
今年，廣東用電增長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我們簽的鋼鐵企業這樣的高電量需求客戶，銅鐵漲價以后，拼命開機生產，用電量猛增。”廣東一家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蔣科說，有些客戶半年就用掉了1億度電，用電量增長了一倍多。電量增長過快，危機也接踵而至。售電公司發現，自己的長協電量無法應付用電需求的猛增。大量電量需求無處著落，售電公司被逼進月度競價交易，來填補用戶的需求。
長協，指的是年度電力長協交易。售電公司與發電廠簽訂電力交易時，交易的周期以年作為約定周期，一般在每年的年底進行來年的電量交易，售電公司通過長協可以獲得比較大的電價優惠幅度。而月度競價，是售電公司與發電廠根據月度進行電量交易，雙方在每個月的月底時，對下一個月的計劃用電進行交易。簡單而言，長協價是固定差價，而月競價則是浮動差價。“長協旱澇保收，跟發電廠一簽，一年的收益就基本上鎖定了。”李清指出，但售電公司有投機心理，“會希望現貨比例大一點，搏一搏。”
多位受訪的當地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并非不愿多簽長協，是因為今年廣東的中長期量太少，獨立售電公司很難簽到年度長協。根據廣東省能源局發布的數據，廣東2021年年度長協規模2100億千瓦時，約占2021年全年市場化交易總電量的78％，而去年這一比例是90％。
廣東電力交易中心對此給出的解釋是，適度縮小年度交易電量，是為了讓市場具備一定的彈性。而獨立售電公司認為，是電力交易中心錯誤地估計了今年的市場情況。對售電公司而言，長協相當于預售，其作用是提前鎖定部分電量的價格，防范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所以，往年廣東會要求中長期交易合同電量原則應占全部市場化電量的90％以上。
長協量不足，發揮“壓艙石”的作用就大打折扣。“拿不到長協就等于拿不到批發價，再加上今年用電負荷增長，批零倒掛就是這么來的。”九州售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潘曉輝說。批零倒掛，即批發價高于零售價，電被貴買賤賣。
廣東不少售電公司誤判了今年的供需形式，仍以低價與用戶簽約，成為點燃危機的“引線”。九州售電今年從用戶側簽到了32億度的電量合同，比去年增長了10億度。如今，這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包袱，“電量越多，虧得越慘”。
但讓這些運營者感到不平的是，背靠電廠的發售一體售電公司，可以簽到較為足量的長協電量，而獨立售電公司為了買到長協電量，則經常要被“潛規則”。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透露，為了買到電量，需要向中間人支付高額“居間費”，在售電行業內并不是秘密。網上流傳的一份微信聊天截圖顯示，一位中間人提出每度電8厘的“居間費”報價，若達成一單1億度電的交易，售電公司就需要向其支付高達80萬元的“居間費”。
此前，有獨立售電公司人士向媒體反映，在2021年的年度交易中，廣東省發電企業聯手延遲了與獨立售電公司的長協交易，先一步爭搶客戶。九州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傳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長協交易規則，售電公司向電廠買電會有一個月的交易期，但實際情況是電廠間會達成默契先不賣，真正的交易期只有十來天的時間。“年度長協電廠出價時間很短、售電公司對客戶售電時間很長，相當多時間靠賭來簽約。”
他記得，去年底的長協采購過程中，電廠“殺價”很快，最終53.51厘/千瓦時（5分35）的度電折讓價格只出現了兩三天，多數時段的折讓價格是在3分/千瓦時左右。而廣東相當一部分售電公司給用戶的折讓價格普遍是5分左右，三分錢的折讓價格意味著售電公司每度電將虧損兩分錢。“肯定是有猶豫，就想著去現貨市場賭一把”。
與中長期交易不同，電力現貨交易為實時交易、實物交割，所有物理電量均在現貨市場買賣。根據交易規則，符合準入條件的發電企業、售電公司、電力用戶等市場主體，通過集中競價、按節點邊際價格出清的市場化交易方式，開展現貨電力交易。2020年8月，廣東電力現貨結算試運行中，由于現貨出清價格較低，售電公司大賺了一筆。不少售電公司認為即使拿不到長協電量，只要開展現貨月，賭一把還是能彌補虧損，甚至有點小收益。
原本今年1月要開的現貨月交易被推遲到5月，這場姍姍來遲的現貨月也被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售電公司視為“救命稻草”。然而被寄予厚望的5月現貨市場，并未給售電公司帶來期盼的“回血”機會。現貨市場價格居高不下，5月17日22時的實時平均節點電價甚至達到1.5元/千瓦時的天價。這根“救命稻草”對于一些售電公司而言，卻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售電公司成虧損“堰塞湖”
經歷了5月高昂的現貨價格沖擊后，6月、7月的月競交易相繼出現了-19.1厘/千瓦時、-18厘/千瓦時的歷史極低價差，意味著售電公司拿到的折扣力度最小。“現在每個月我們要競價買2.4億度電，每度電結合成本虧將近三分錢，一個月就得虧損六七百萬元。” 九州售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潘曉輝說。
對于售電公司來說，虧損不僅僅來自于“批零倒掛”，還有偏差考核和阻塞盈余虧空所產生的費用。由于電力中長期交易合同電量均為計劃值，產生偏差屬于必然現象，偏差考核就是針對電量偏差制定的考核懲罰措施。售電公司買多用少或買少用多，產生的偏差電量將在交易結算后由電力交易中心考核并公布相應的懲罰結果。
廣東以售電公司作為考核主體，“偏差考核”已成為影響售電公司利潤一大“殺手”。2020年，廣東的售電公司凈利潤大增的一個關鍵因素在于，針對售電公司的考核費用僅有2000萬元，比2019年的考核費用降低了3000萬元。劉凱透露，今年2月，公司的偏差考核費用就超過了200萬元。相關數據顯示，2月，廣東被考核的售電公司比重達72.3％，較1月多出近30個百分點，需求側偏差考核費用0.35億元，在售電公司2月總凈利中占比達58％。在劉凱看來，這對于售電公司并不公平，“偏差考核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巨額罰款，對于發電側卻沒有任何影響，甚至還有一些小補償。”
更讓民營售電公司叫屈的是，廣東現貨市場結算試運行期間產生的數十億元的高額“阻塞費用”，今年由售電公司分攤。阻塞盈余是指由于輸電阻塞引起的交易盈余。去年，廣東“阻塞費用”是由發電側主體分攤。如今，售電公司認為，簡單將阻塞費用分攤給發電和售電的任意一方都有失公允，售電公司作為代理商沒有結算權，只收取微薄的價差代理費用，難以承擔全部分攤責任。
更為尷尬的是，作為電力交易的中間環節，上游發電側因煤炭等原材料上漲導致的價格波動，傳導到售電公司后無法向用戶傳遞。僵局也隨即形成——售電公司被夾在中間，進退維谷。“價格波動不能傳導到用戶，售電公司對用戶不能漲價，但要我們發電企業讓利，我們本來就在虧本發電，早已沒有空間了。”李清說。
為解決“市場煤”與“計劃電”的矛盾，中國于2004年底出臺了“煤電聯動”政策，即根據煤炭價格波動相應調整電價。2020年起，中國取消了煤電聯動機制，將現行標桿上網電價機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機制。張傳名認為，發電企業一頭在市場，一頭在計劃。煤炭采購價格是隨市場波動的，但銷售側卻幾乎是定價不動的，定價機制是問題總爆發的根源。
原本可以發揮作用的價格傳導機制缺失，風險的疊加使卡在中間的售電公司變成了持續虧損的“堰塞湖”。7月2日，廣東省能源局、南方能監局發布《關于防范化解廣東電力市場零售合同結算風險指導意見的通知》指出，對售電公司與電力用戶簽訂固定價差模式零售合同，且約定價差與批發市場月度綜合價差嚴重倒掛的，支持合同雙方商簽補充協議。
這份通知，被獨立售電公司看成“救火隊員”。7月的廣東，酷暑難耐，蔣科每天頂著烈日，忙著求客戶改價。然而事實上，這更多的是獨立售電公司的一廂情愿，用戶買賬的并不多。在國家降電價政策之下，用戶習慣了粗放的降電價合同，形成了“你在批發側拿優惠，必須在零售側給我降價”的甲方思維。多位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反饋，真正同意改價的只占客戶總數的兩三成。
“要讓用戶接受漲價，不能說只能降不能漲，這也不符合經濟規律。”蔣科認為，需要改革目前的電價機制才能破解僵局，這也代表了不少電力行業從業者的心聲。但多位受訪學者認為，改變電價機制并不現實。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電價機制不靈活，無法反映供需，“當供需非常緊的時候，電價不允許翻倍漲。而從理論上講，電價是可以調節供需的。”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認為，過度強調降低電價會導致競爭的無序，降低電價沒有達到提高整體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反而誘使企業拼命去“殺”電價。
與獨立售電公司不同的是，大多數發售一體的售電公司并不與用戶改價。李清所在的發電廠也擁有售電公司。“我們也不去改價。”李清透露，不改價的原因，一是因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要有承擔風險的意識；二是要給用戶樹立履約的好形象。多位獨立售電公司人士認為，此舉無疑是將民營售電公司逼至墻角，被擠兌出局，只是個時間問題。
韓曉平指出，如果民營售電公司因此退出市場的話，電力交易市場就失去意義。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把民營售電公司逼出市場，國資售電公司以虧損的代價占有市場主導權，而虧損最終將由國家買單。
“可能有一批售電公司要跑路了”
到了7月，形勢仍未見好轉。廣東的獨立售電公司早已哀號一片，不少售電公司退意已現。
此前，廣東多家獨立售電公司聯合向政府主管部門及交易中心致函，呼吁停市。在這份名為《緊急呼吁暫停廣東電力市場交易和結算的建議》的聯名信中，獨立售電公司披露了“危情”：一、1~4月已結算統計三分之一售電公司賬面虧損；二、5月現貨交易成交價格遠超基準轉換價格463厘/千瓦時；三、市場阻塞盈余虧空費用超11億元分攤給售電公司；四、6月月競價格創歷史新低的-19.1厘/千瓦時。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人士將呼吁停市比作自殺式自救，“虧得厲害，實在撐不下去了”。
有廣東市場人士認為，“可能有一批售電公司要跑路了”。這與獨立售電公司入場之時的情形，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2015年，中國第二輪電力市場改革的核心思路是“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管住中間”，就是在電網、輸配電環節強化政府管理。“放開兩頭”，就是對發電、用電雙方要通過市場來交易。
售電側改革伊始的2016年，購售電之間價差一度達到0.12元/千瓦時，“暴利”成為售電的代名詞。售電市場成為社會資本競相逐利的“新大陸”，除了注冊資本金要求較高外，低門檻的市場準入制度，催生出了一大批皮包型售電公司。記者在山西太原走訪了數十家獨立售電公司，發現大部分售電公司注冊地址都不準確，無法確認具體的營業地址，有些售電公司所在地則是常年無人辦公。
李清指出，這類皮包售電公司的企業主，有不少人是從電網、供電系統“跳出來”的，依靠手中的資源拓展業務。一些售電公司老板會在各地市找一個“代理人”，拓展客戶。這些“代理人”類似于掮客，往往握有當地電力系統資源，代價則是需要收取一筆居間費。
相比巔峰時期的價差，如今的購售電差價已經低至幾厘錢。這使得不少獨立售電公司不僅盈利不易，在風險面前也不堪一擊。“當初進場就是為了撈一把，對賠錢一點概念都沒有。”林伯強接觸多家獨立售電公司后發現，他們投機的心態比較重，真正要進來搞電力改革的并不多。
售電公司的唯一利潤來源是電廠的讓利，并且它要與電力用戶共享這塊利潤。“價差”模式之下，發電企業在國家核定電價基礎上進行讓利，發電側被“一口價”限制，陷入和售電公司博弈差價的零和游戲中。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人士認為，發電側一旦抱團，就可以實現對市場的控盤。2016年，山西省電力行業協會組織23家火電企業達成并實施直供電價格壟斷協議，固定降價幅度。此舉被國家發改委開出了7000萬元壟斷罰單。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認為，交易規則不透明和缺乏避險工具，以及缺乏電價疏導機制，都是獨立售電公司困境的原因。另一邊方面，沒有核心能力的獨立售電公司，沒有電源資源支撐或沒有客戶能源管理核心能力，長期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
蔣科認為，獨立售電公司既不專業，也不團結，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面對電廠側的殺價，缺乏風險防控和對沖機制的獨立售電公司只能眼睜睜地挨打。多位售電從業者判斷，這場價格沖擊波過后，售電市場將經歷一次大洗牌，未來不少售電公司將會被踢出局。
6月4日，廣東電力交易中心發布了《關于征求售電公司退出管理辦法和保底售電實施方案意見的通知》，明確了廣東售電公司的退出機制和啟動保底售電服務的具體細則。
“電力充足的時候，每人都能分一杯羹，一旦電力緊張，就會有人退出。”林伯強認為，有限的中國電力市場擠入了太多的售電公司，形成惡性競爭，而這輪大洗牌并非壞事。“關鍵就是把這些沒有實力、沒有風險控制、投機的售電公司清出去。”隨著價差的大幅縮水，作為擁有電廠資源的售電公司，逐漸成為這場“大逃殺”最終的大玩家。而僅依靠售電差價盈利的獨立售電公司或勉強維持，或直接退出市場。
（蔣科、武杰、李清為化名）
本刊記者/胥大偉
發于2021.8.2總第1006期《中國新聞周刊》
7月的廣東“熱力十足”，然而對于當地不少售電公司而言，卻是“凜冬”已至。
寒意源于持續的巨額虧損。“僅五六月份，我們的虧損就達到300多萬元。”廣州兆和電力技術有限公司負責人劉凱心里著急，公司平均每月代理電量約為1.2億度，每度電虧損1分多錢，每月損失就在百萬元上下。
售電公司作為中間商，左手拉著電廠，右手拉著用戶。靠從發電企業低價批發電，再向終端電力用戶高價賣電，來獲取價差盈利。作為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的產物，引入售電公司的目的是為了激發“鯰魚效應”，搞活市場的同時，降低用戶端的電費負擔。售電公司主要分為三類：發電企業下屬售電公司、電網企業的售電公司以及獨立售電公司。
如今，這條“鯰魚”卻深陷泥潭。近期，山西、廣東等地相繼發布了電力市場交易風險提示。煤炭價格的持續攀升帶來的是連鎖反應，發電企業虧損嚴重，發電意愿下降。在“只準降不準漲”的電力價格體系之下，價格波動沿著鏈條傳遞至中間環節后無法向下傳導，靠吃價差盈利的售電公司成為市場風險的買單方，承受巨大的虧損。廣東電力交易中心6月12日披露的數據顯示，5月廣東161家售電公司累計虧損5.09億元，其中136家虧損5.16億元，虧損面超八成，僅有25家售電公司盈利，總盈利金額僅700萬元。
“發得多虧得多”
今年入夏以來，廣東地區用電負荷頻頻刷新紀錄。氣溫超過30℃以上時，氣溫每上升1℃，廣東省電力負荷就增長約300萬千瓦。
7月14日，廣東電網統調負荷今年第五次創歷史新高，達到13283萬千瓦，比去年最高負荷增長4.7％。此前，南方電網預計，廣東二季度或存在最大約760萬千瓦負荷缺口，相當于2020年廣東最高統調負荷的近6％。為緩解“電荒”，自5月中旬開始，廣東在廣州和佛山、東莞等17個地級市啟動有序用電，大部分制造企業被要求錯峰用電，限時生產。
但雪上加霜的是，電煤供應緊缺，煤價高企。易煤研究院總監張飛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煤炭供求有明顯的缺口。國內供應端，內蒙古對涉煤領域腐敗“倒查20年”以及陜西煤管票限制比較嚴格，煤礦企業大都按照核定產能生產，很少有增量。5月開始，產地部分煤礦停產停銷使得供應進一步緊張。
“現在電廠庫存、港口庫存都處于歷史同期最低水平，坑口根本沒有庫存。”張飛龍說。供需矛盾導致電煤價格一路上漲。7月19日，中電聯發布的第480期中國電煤采購價格指數（CECI曹妃甸指數）顯示，5500大卡電煤每噸價為947元，而去年同期的價格為每噸582元，同比增長62.7％。
張飛龍介紹，電煤約占火電發電成本的70％，每噸煤價超過650元就會虧損，目前，5500大卡電煤每噸成交價都在千元左右。這對發電企業來說，是難以承受的。
作為山西頭部發電企業，晉能控股電力集團燃料管理中心主任段峰透露，公司6月平均標煤單價810元/噸，同比去年升高365元/噸，同比漲幅82％。今年以來，煤價持續攀升，確實給火電企業生存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公司承擔的山西省政府戰略性新興產業電量交易電廠，現金流已出現不足，造成虧損。
“每發一度電就是在虧本，發得多虧得多。”廣東一家發電企業負責人李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百萬級電廠機組的煤耗低，虧損不大，還可維持。但60萬、30萬機組每發一度電就要虧本四五分錢。“我們有6臺機組，500萬的裝機容量，上半年總體虧損了七八千萬元。”
為了保證電力供應，廣東國有電廠均簽署了責任狀，虧本也要發電。“我們還是按照調度的要求去發電，但積極性不高，不會主動多發電，能不發就不發。”李清說。
批零倒掛
價格的波動迅速從發電側傳導到了售電市場。一個明顯的信號是今年5月廣東電力現貨市場價格出現大幅增長，現貨市場結算價格連續超過標桿電價。
在電力交易中，售電公司類似于“中間商”的角色，“倒手賺差價”是唯一的盈利模式。對于售電公司而言，只有拿到足夠量的客戶，才有盈利的基礎和跟電廠側談判的籌碼。“這就類似于互聯網營銷中的‘圈粉’，有了一定量級的‘粉絲’再去流量變現。”廣東資深電力交易人士武杰比喻道。
售電市場是典型的“買方市場”。電是一種無差別的商品，用戶考慮買誰家的電，價格是其篩選合作方的最核心指標。售電公司之間圍繞用戶的競爭，打的就是價格戰。“你憑什么依據去簽這樣的合同？”武杰坦言，售電公司依靠“判斷”低價簽約客戶，是一種賭博，有很大的風險“引火燒身”。
今年，廣東用電增長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我們簽的鋼鐵企業這樣的高電量需求客戶，銅鐵漲價以后，拼命開機生產，用電量猛增。”廣東一家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蔣科說，有些客戶半年就用掉了1億度電，用電量增長了一倍多。電量增長過快，危機也接踵而至。售電公司發現，自己的長協電量無法應付用電需求的猛增。大量電量需求無處著落，售電公司被逼進月度競價交易，來填補用戶的需求。
長協，指的是年度電力長協交易。售電公司與發電廠簽訂電力交易時，交易的周期以年作為約定周期，一般在每年的年底進行來年的電量交易，售電公司通過長協可以獲得比較大的電價優惠幅度。而月度競價，是售電公司與發電廠根據月度進行電量交易，雙方在每個月的月底時，對下一個月的計劃用電進行交易。簡單而言，長協價是固定差價，而月競價則是浮動差價。“長協旱澇保收，跟發電廠一簽，一年的收益就基本上鎖定了。”李清指出，但售電公司有投機心理，“會希望現貨比例大一點，搏一搏。”
多位受訪的當地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并非不愿多簽長協，是因為今年廣東的中長期量太少，獨立售電公司很難簽到年度長協。根據廣東省能源局發布的數據，廣東2021年年度長協規模2100億千瓦時，約占2021年全年市場化交易總電量的78％，而去年這一比例是90％。
廣東電力交易中心對此給出的解釋是，適度縮小年度交易電量，是為了讓市場具備一定的彈性。而獨立售電公司認為，是電力交易中心錯誤地估計了今年的市場情況。對售電公司而言，長協相當于預售，其作用是提前鎖定部分電量的價格，防范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所以，往年廣東會要求中長期交易合同電量原則應占全部市場化電量的90％以上。
長協量不足，發揮“壓艙石”的作用就大打折扣。“拿不到長協就等于拿不到批發價，再加上今年用電負荷增長，批零倒掛就是這么來的。”九州售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潘曉輝說。批零倒掛，即批發價高于零售價，電被貴買賤賣。
廣東不少售電公司誤判了今年的供需形式，仍以低價與用戶簽約，成為點燃危機的“引線”。九州售電今年從用戶側簽到了32億度的電量合同，比去年增長了10億度。如今，這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包袱，“電量越多，虧得越慘”。
但讓這些運營者感到不平的是，背靠電廠的發售一體售電公司，可以簽到較為足量的長協電量，而獨立售電公司為了買到長協電量，則經常要被“潛規則”。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透露，為了買到電量，需要向中間人支付高額“居間費”，在售電行業內并不是秘密。網上流傳的一份微信聊天截圖顯示，一位中間人提出每度電8厘的“居間費”報價，若達成一單1億度電的交易，售電公司就需要向其支付高達80萬元的“居間費”。
此前，有獨立售電公司人士向媒體反映，在2021年的年度交易中，廣東省發電企業聯手延遲了與獨立售電公司的長協交易，先一步爭搶客戶。九州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傳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長協交易規則，售電公司向電廠買電會有一個月的交易期，但實際情況是電廠間會達成默契先不賣，真正的交易期只有十來天的時間。“年度長協電廠出價時間很短、售電公司對客戶售電時間很長，相當多時間靠賭來簽約。”
他記得，去年底的長協采購過程中，電廠“殺價”很快，最終53.51厘/千瓦時（5分35）的度電折讓價格只出現了兩三天，多數時段的折讓價格是在3分/千瓦時左右。而廣東相當一部分售電公司給用戶的折讓價格普遍是5分左右，三分錢的折讓價格意味著售電公司每度電將虧損兩分錢。“肯定是有猶豫，就想著去現貨市場賭一把”。
與中長期交易不同，電力現貨交易為實時交易、實物交割，所有物理電量均在現貨市場買賣。根據交易規則，符合準入條件的發電企業、售電公司、電力用戶等市場主體，通過集中競價、按節點邊際價格出清的市場化交易方式，開展現貨電力交易。2020年8月，廣東電力現貨結算試運行中，由于現貨出清價格較低，售電公司大賺了一筆。不少售電公司認為即使拿不到長協電量，只要開展現貨月，賭一把還是能彌補虧損，甚至有點小收益。
原本今年1月要開的現貨月交易被推遲到5月，這場姍姍來遲的現貨月也被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售電公司視為“救命稻草”。然而被寄予厚望的5月現貨市場，并未給售電公司帶來期盼的“回血”機會。現貨市場價格居高不下，5月17日22時的實時平均節點電價甚至達到1.5元/千瓦時的天價。這根“救命稻草”對于一些售電公司而言，卻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售電公司成虧損“堰塞湖”
經歷了5月高昂的現貨價格沖擊后，6月、7月的月競交易相繼出現了-19.1厘/千瓦時、-18厘/千瓦時的歷史極低價差，意味著售電公司拿到的折扣力度最小。“現在每個月我們要競價買2.4億度電，每度電結合成本虧將近三分錢，一個月就得虧損六七百萬元。” 九州售電有限公司總經理潘曉輝說。
對于售電公司來說，虧損不僅僅來自于“批零倒掛”，還有偏差考核和阻塞盈余虧空所產生的費用。由于電力中長期交易合同電量均為計劃值，產生偏差屬于必然現象，偏差考核就是針對電量偏差制定的考核懲罰措施。售電公司買多用少或買少用多，產生的偏差電量將在交易結算后由電力交易中心考核并公布相應的懲罰結果。
廣東以售電公司作為考核主體，“偏差考核”已成為影響售電公司利潤一大“殺手”。2020年，廣東的售電公司凈利潤大增的一個關鍵因素在于，針對售電公司的考核費用僅有2000萬元，比2019年的考核費用降低了3000萬元。劉凱透露，今年2月，公司的偏差考核費用就超過了200萬元。相關數據顯示，2月，廣東被考核的售電公司比重達72.3％，較1月多出近30個百分點，需求側偏差考核費用0.35億元，在售電公司2月總凈利中占比達58％。在劉凱看來，這對于售電公司并不公平，“偏差考核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巨額罰款，對于發電側卻沒有任何影響，甚至還有一些小補償。”
更讓民營售電公司叫屈的是，廣東現貨市場結算試運行期間產生的數十億元的高額“阻塞費用”，今年由售電公司分攤。阻塞盈余是指由于輸電阻塞引起的交易盈余。去年，廣東“阻塞費用”是由發電側主體分攤。如今，售電公司認為，簡單將阻塞費用分攤給發電和售電的任意一方都有失公允，售電公司作為代理商沒有結算權，只收取微薄的價差代理費用，難以承擔全部分攤責任。
更為尷尬的是，作為電力交易的中間環節，上游發電側因煤炭等原材料上漲導致的價格波動，傳導到售電公司后無法向用戶傳遞。僵局也隨即形成——售電公司被夾在中間，進退維谷。“價格波動不能傳導到用戶，售電公司對用戶不能漲價，但要我們發電企業讓利，我們本來就在虧本發電，早已沒有空間了。”李清說。
為解決“市場煤”與“計劃電”的矛盾，中國于2004年底出臺了“煤電聯動”政策，即根據煤炭價格波動相應調整電價。2020年起，中國取消了煤電聯動機制，將現行標桿上網電價機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機制。張傳名認為，發電企業一頭在市場，一頭在計劃。煤炭采購價格是隨市場波動的，但銷售側卻幾乎是定價不動的，定價機制是問題總爆發的根源。
原本可以發揮作用的價格傳導機制缺失，風險的疊加使卡在中間的售電公司變成了持續虧損的“堰塞湖”。7月2日，廣東省能源局、南方能監局發布《關于防范化解廣東電力市場零售合同結算風險指導意見的通知》指出，對售電公司與電力用戶簽訂固定價差模式零售合同，且約定價差與批發市場月度綜合價差嚴重倒掛的，支持合同雙方商簽補充協議。
這份通知，被獨立售電公司看成“救火隊員”。7月的廣東，酷暑難耐，蔣科每天頂著烈日，忙著求客戶改價。然而事實上，這更多的是獨立售電公司的一廂情愿，用戶買賬的并不多。在國家降電價政策之下，用戶習慣了粗放的降電價合同，形成了“你在批發側拿優惠，必須在零售側給我降價”的甲方思維。多位獨立售電公司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反饋，真正同意改價的只占客戶總數的兩三成。
“要讓用戶接受漲價，不能說只能降不能漲，這也不符合經濟規律。”蔣科認為，需要改革目前的電價機制才能破解僵局，這也代表了不少電力行業從業者的心聲。但多位受訪學者認為，改變電價機制并不現實。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目前電價機制不靈活，無法反映供需，“當供需非常緊的時候，電價不允許翻倍漲。而從理論上講，電價是可以調節供需的。”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認為，過度強調降低電價會導致競爭的無序，降低電價沒有達到提高整體能源利用效率的目的，反而誘使企業拼命去“殺”電價。
與獨立售電公司不同的是，大多數發售一體的售電公司并不與用戶改價。李清所在的發電廠也擁有售電公司。“我們也不去改價。”李清透露，不改價的原因，一是因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要有承擔風險的意識；二是要給用戶樹立履約的好形象。多位獨立售電公司人士認為，此舉無疑是將民營售電公司逼至墻角，被擠兌出局，只是個時間問題。
韓曉平指出，如果民營售電公司因此退出市場的話，電力交易市場就失去意義。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把民營售電公司逼出市場，國資售電公司以虧損的代價占有市場主導權，而虧損最終將由國家買單。
“可能有一批售電公司要跑路了”
到了7月，形勢仍未見好轉。廣東的獨立售電公司早已哀號一片，不少售電公司退意已現。
此前，廣東多家獨立售電公司聯合向政府主管部門及交易中心致函，呼吁停市。在這份名為《緊急呼吁暫停廣東電力市場交易和結算的建議》的聯名信中，獨立售電公司披露了“危情”：一、1~4月已結算統計三分之一售電公司賬面虧損；二、5月現貨交易成交價格遠超基準轉換價格463厘/千瓦時；三、市場阻塞盈余虧空費用超11億元分攤給售電公司；四、6月月競價格創歷史新低的-19.1厘/千瓦時。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人士將呼吁停市比作自殺式自救，“虧得厲害，實在撐不下去了”。
有廣東市場人士認為，“可能有一批售電公司要跑路了”。這與獨立售電公司入場之時的情形，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2015年，中國第二輪電力市場改革的核心思路是“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管住中間”，就是在電網、輸配電環節強化政府管理。“放開兩頭”，就是對發電、用電雙方要通過市場來交易。
售電側改革伊始的2016年，購售電之間價差一度達到0.12元/千瓦時，“暴利”成為售電的代名詞。售電市場成為社會資本競相逐利的“新大陸”，除了注冊資本金要求較高外，低門檻的市場準入制度，催生出了一大批皮包型售電公司。記者在山西太原走訪了數十家獨立售電公司，發現大部分售電公司注冊地址都不準確，無法確認具體的營業地址，有些售電公司所在地則是常年無人辦公。
李清指出，這類皮包售電公司的企業主，有不少人是從電網、供電系統“跳出來”的，依靠手中的資源拓展業務。一些售電公司老板會在各地市找一個“代理人”，拓展客戶。這些“代理人”類似于掮客，往往握有當地電力系統資源，代價則是需要收取一筆居間費。
相比巔峰時期的價差，如今的購售電差價已經低至幾厘錢。這使得不少獨立售電公司不僅盈利不易，在風險面前也不堪一擊。“當初進場就是為了撈一把，對賠錢一點概念都沒有。”林伯強接觸多家獨立售電公司后發現，他們投機的心態比較重，真正要進來搞電力改革的并不多。
售電公司的唯一利潤來源是電廠的讓利，并且它要與電力用戶共享這塊利潤。“價差”模式之下，發電企業在國家核定電價基礎上進行讓利，發電側被“一口價”限制，陷入和售電公司博弈差價的零和游戲中。多位受訪的獨立售電公司人士認為，發電側一旦抱團，就可以實現對市場的控盤。2016年，山西省電力行業協會組織23家火電企業達成并實施直供電價格壟斷協議，固定降價幅度。此舉被國家發改委開出了7000萬元壟斷罰單。
華北電力大學教授袁家海認為，交易規則不透明和缺乏避險工具，以及缺乏電價疏導機制，都是獨立售電公司困境的原因。另一邊方面，沒有核心能力的獨立售電公司，沒有電源資源支撐或沒有客戶能源管理核心能力，長期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
蔣科認為，獨立售電公司既不專業，也不團結，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面對電廠側的殺價，缺乏風險防控和對沖機制的獨立售電公司只能眼睜睜地挨打。多位售電從業者判斷，這場價格沖擊波過后，售電市場將經歷一次大洗牌，未來不少售電公司將會被踢出局。
6月4日，廣東電力交易中心發布了《關于征求售電公司退出管理辦法和保底售電實施方案意見的通知》，明確了廣東售電公司的退出機制和啟動保底售電服務的具體細則。
“電力充足的時候，每人都能分一杯羹，一旦電力緊張，就會有人退出。”林伯強認為，有限的中國電力市場擠入了太多的售電公司，形成惡性競爭，而這輪大洗牌并非壞事。“關鍵就是把這些沒有實力、沒有風險控制、投機的售電公司清出去。”隨著價差的大幅縮水，作為擁有電廠資源的售電公司，逐漸成為這場“大逃殺”最終的大玩家。而僅依靠售電差價盈利的獨立售電公司或勉強維持，或直接退出市場。
（蔣科、武杰、李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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