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作為應對中國鋁型材行業第一次“雙反”調查的企業代表,他曾眼睜睜地看著原本勝券在握的“雙反”調查官司的失敗。這樣的結果令他很失望。
時隔6年,太陽能光伏業“雙反”再次來臨,無疑又一次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經。他曾給廣東省政府高層上書,甚至直接向溫家寶總理建言,表達他多年來的思考。
作為廣東省太陽能光伏領軍企業負責人,陳坦言,他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目前,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效仿改革開放,在廣東推動“光伏綜合試驗區”的設立。他說,這樣的試驗區應該不止一個,要設立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區域,讓其充分嘗試。這是中國光伏產業下一步的出路。
作為曾經在鋁型材領域應對過“雙反”調查的企業代表,他到底有著怎樣的思考?為此,《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常務副總編輯李強強與陳剛進行了對話。
失利
李強強:你曾參加過2005年那次鋁型材行業“雙反”調查的應訴,想必對“雙反”調查有切身的體會。當時的情況如何?
陳剛:中國應對的鋁型材行業第一個“雙反”調查,是2005年加拿大對我們的鋁型材行業的調查。我是行業的兩名代表之一,代表企業全程參加“雙反”應訴。
當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提出“雙反”,我國對應的是商務部公平貿易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和我們之間溝通得非常好,我們一起代表企業參加“雙反”應訴。佛山市南海區的鋁型材產能最好的時候占到了全國的70%,作為企業代表和牽頭人,我們做了很多準備。
李強強:當時可供借鑒的案例比較少,既沒規矩,也沒先例,你們怎么樣做決策?當時都做了哪些準備?
陳剛:我們聘請了加拿大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并拿了對方很多證據資料,然后我們跟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一起去。對方非常害怕,因為他們很多數據都是虛假的,如果數據公開,他們也難以下臺。
我們跟對方談,證據一項項列出來,對方啞口無言。但是這一次“雙反”我們還是失敗了,這一次失敗對我們鋁型材行業來講影響是深遠的,接著美國、澳大利亞也開始了對我們鋁型材的“雙反”。對于相關官員而言,這只是一場普通的貿易官司,他們不需要對這場官司的輸贏承擔任何責任。在整個“雙反”案中他們沒有認真做好準備,資料也沒有好好研究,也沒有向我們了解過情況,這樣打官司當然沒法贏。
李強強:整個“雙反”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你事后了解清楚了嗎?
陳剛:國外企業對中國進行“雙反”,會通過中國的某些咨詢機構拿到第一手資料。我們鋁型材行業的資料是北京的一家咨詢機構提供給他們的,據說只收了10萬元的咨詢費。美國的“雙反”也是一樣,他們找我們所謂的咨詢機構,把我們的資料買過去。在這些資料中所有企業的補貼、政策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沒有落實的補貼也寫進去。
李強強:有人認為,在美國、在歐盟,政府對光伏等一些行業的補貼也是事實存在的,但他們補貼的對象是用戶,而中國政府是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這樣就很容易被人家揪住小辮子。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陳剛:不僅僅是補貼電價,歐洲政府同樣也會對企業進行補貼。歐洲政府為了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和保證就業對企業進行了大量的補貼,補貼力度比中國大得多。在歐洲一家幾百人的企業就能夠獲得600萬歐元的設備投資和人員聘請的補貼。實際上在歐洲和北美,他們的企業獲得的補貼比中國多得多。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通過行業協會定期向國外的咨詢機構購買同樣的資料呢?
李強強:你的觀點很犀利,但有一些看法我并不認同。互設貿易壁壘,最終只能是雙輸。怎樣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保護問題?怎樣在更為合理的框架下去支持產業的發展?在產業崛起的過程中,這種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是必然的嗎?
陳剛:不是。這叫做游戲規則,這種游戲規則大家都遵循。你給我一槍,我也可以給你一槍,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方法拿到他們企業的補貼資料去對付他們。同時不要總是被動地應對國外“雙反”調查,可以有預見性地主動對他國發起“雙反”調查。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當下,不僅是新興產業,也包括傳統產業,有些國家對建新廠和增聘員工的補貼遠遠大過中國。
時隔6年,太陽能光伏業“雙反”再次來臨,無疑又一次刺痛了他敏感的神經。他曾給廣東省政府高層上書,甚至直接向溫家寶總理建言,表達他多年來的思考。
作為廣東省太陽能光伏領軍企業負責人,陳坦言,他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而目前,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效仿改革開放,在廣東推動“光伏綜合試驗區”的設立。他說,這樣的試驗區應該不止一個,要設立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區域,讓其充分嘗試。這是中國光伏產業下一步的出路。
作為曾經在鋁型材領域應對過“雙反”調查的企業代表,他到底有著怎樣的思考?為此,《中國經濟和信息化》常務副總編輯李強強與陳剛進行了對話。
失利
李強強:你曾參加過2005年那次鋁型材行業“雙反”調查的應訴,想必對“雙反”調查有切身的體會。當時的情況如何?
陳剛:中國應對的鋁型材行業第一個“雙反”調查,是2005年加拿大對我們的鋁型材行業的調查。我是行業的兩名代表之一,代表企業全程參加“雙反”應訴。
當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提出“雙反”,我國對應的是商務部公平貿易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和我們之間溝通得非常好,我們一起代表企業參加“雙反”應訴。佛山市南海區的鋁型材產能最好的時候占到了全國的70%,作為企業代表和牽頭人,我們做了很多準備。
李強強:當時可供借鑒的案例比較少,既沒規矩,也沒先例,你們怎么樣做決策?當時都做了哪些準備?
陳剛:我們聘請了加拿大著名的律師事務所,并拿了對方很多證據資料,然后我們跟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一起去。對方非常害怕,因為他們很多數據都是虛假的,如果數據公開,他們也難以下臺。
我們跟對方談,證據一項項列出來,對方啞口無言。但是這一次“雙反”我們還是失敗了,這一次失敗對我們鋁型材行業來講影響是深遠的,接著美國、澳大利亞也開始了對我們鋁型材的“雙反”。對于相關官員而言,這只是一場普通的貿易官司,他們不需要對這場官司的輸贏承擔任何責任。在整個“雙反”案中他們沒有認真做好準備,資料也沒有好好研究,也沒有向我們了解過情況,這樣打官司當然沒法贏。
李強強:整個“雙反”調查事件的來龍去脈,你事后了解清楚了嗎?
陳剛:國外企業對中國進行“雙反”,會通過中國的某些咨詢機構拿到第一手資料。我們鋁型材行業的資料是北京的一家咨詢機構提供給他們的,據說只收了10萬元的咨詢費。美國的“雙反”也是一樣,他們找我們所謂的咨詢機構,把我們的資料買過去。在這些資料中所有企業的補貼、政策寫得清清楚楚,而且沒有落實的補貼也寫進去。
李強強:有人認為,在美國、在歐盟,政府對光伏等一些行業的補貼也是事實存在的,但他們補貼的對象是用戶,而中國政府是直接對企業進行補貼,這樣就很容易被人家揪住小辮子。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陳剛:不僅僅是補貼電價,歐洲政府同樣也會對企業進行補貼。歐洲政府為了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和保證就業對企業進行了大量的補貼,補貼力度比中國大得多。在歐洲一家幾百人的企業就能夠獲得600萬歐元的設備投資和人員聘請的補貼。實際上在歐洲和北美,他們的企業獲得的補貼比中國多得多。我們為什么不可以通過行業協會定期向國外的咨詢機構購買同樣的資料呢?
李強強:你的觀點很犀利,但有一些看法我并不認同。互設貿易壁壘,最終只能是雙輸。怎樣從根本上解決貿易保護問題?怎樣在更為合理的框架下去支持產業的發展?在產業崛起的過程中,這種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是必然的嗎?
陳剛:不是。這叫做游戲規則,這種游戲規則大家都遵循。你給我一槍,我也可以給你一槍,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種方法拿到他們企業的補貼資料去對付他們。同時不要總是被動地應對國外“雙反”調查,可以有預見性地主動對他國發起“雙反”調查。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當下,不僅是新興產業,也包括傳統產業,有些國家對建新廠和增聘員工的補貼遠遠大過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