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金融部門侵蝕實業企業發展的基礎。

　　無論在各地調研還是在企業統計數據分析時，都能發現，改革滯后的金融體系正在不斷侵蝕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發展基礎。

　　第一，金融業與制造業企業的業績出現巨大反差。從2012年一季度我國2400多家上市公司看，49家金融服務企業（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信托、金融租賃、期貨等）的營業收入只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87%，但利潤總額的占比卻達到了57.09%（其中16家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額占53.61%），達到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最高值。

　　第二，商業銀行依賴存貸款利差，對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是官方規定的存貸款凈利差。研究發現，我國存貸款利差每擴大（縮小）1個百分點，工業企業利潤率將平均上升（下降）2.44個百分點。銀行利率的非市場化人為地壓低官方利率，一方面造成商業銀行沒有動力依靠金融業務創新獲得發展，另一方面造成官方—民間利率差額的擴大。在經濟下行時期，高額存貸款利差嚴重侵蝕實體經濟利潤。

　　第三，中小微型企業所依賴的民間融資困難。我國有1100萬家中小微型企業、3700萬戶個體工商戶，民間借貸是其重要融資渠道。但在近年來實業資本“脫實向虛”以及貨幣政策調整之下，民間借貸市場出現了混亂，沖擊了廣大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

　　金融業和實業的“虛實倒掛”、民間融資的困難，造成我國實體經濟的融資短缺、融資成本高企、實業經營意愿下降。這根源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不利于金融機構、實體經濟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3.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系統有所惡化。

　　在各地調研中，能夠發現我國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企業生態系統正在惡化。除了實體企業與金融類企業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外，還有兩個方面。

　　第一，近年來出現的大企業與小微企業之間的分化日趨加劇。今年一季度，我國大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要顯著好于小微型企業，同一行業中許多小微型企業停產、半停產或倒閉，也造成我國大企業的配套生產能力減弱，影響企業整體競爭力。

　　第二，企業與員工的關系出現復雜化。新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后，企業的直接用工成本（工資獎金）和間接成本（法律成本）都大幅增加，勞動糾紛案件大幅上升，企業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勞動合同管理和勞動糾紛處理上。為了減少糾紛，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也大幅增加自動化設備，企業工作崗位大幅減少，其結果是勞動失業率可能上升。

　　4.外部市場萎縮，國內市場消費動力不足。

　　去年四季度以來，我國企業顯著感受到外部市場需求萎縮、國內市場消費動力不足帶給企業的壓力。從國際市場看，國外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有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地區政局動蕩、人民幣升值與貿易壁壘等因素。今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乏力，進口需求減少，我國產品出口增速數月來連續下滑。人民幣的持續升值與貿易壁壘措施的實施，明顯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從國內市場需求看，今年以來，國內需求持續低迷，多數企業在產品銷售價格顯著下降的同時，產品銷量也出現明顯下滑。從企業所提供資料看，絕大多數受訪企業都面臨著需求不足的嚴峻壓力，從而不得不在市場開拓上采取積極措施。

　　總體上看，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有三個：第一是上一輪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影響。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等行業受此影響比較大。第二是前期消費政策透支未來消費潛力。家電行業最為典型。上輪的家電下鄉、以舊換新和消費補貼透支了部分消費能力。第三是國內市場尚未啟動等。光伏行業最為突出。由于國外市場大幅萎縮，國內市場需求數量極為有限，我國光伏行業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和企業虧損狀況。

　　5.生產要素價格上升趨勢長期化。

　　企業普遍反映，我國各種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已經呈現長期化趨勢。

　　第一，勞動力價格上升趨勢不可逆轉。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需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數量型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不可逆轉。1-4月份，吉林省全省應付職工薪酬同比上漲19.3%；青島企業近兩年的勞動力成本持續以20%左右的速度遞增。紡織服裝、酒店服務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職工流動性逐年增高，勞動合同糾紛大幅增加。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勞動合同法對勞資雙方的約束不對等，近兩年企業出現了裁員難現象，包括許多國有企業和部分民營企業，裁員的成本很高，還可能造成群體性事件，影響企業發展活力。一些企業已決定采用自動化設備替代手工操作，比如富士康決定用100萬臺工業機器人(22.070,0.29,1.33%)替代勞動工人，具有代表性。

　　第二，電力、成品油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的調整，導致企業經營成本上升。調研中，大部分企業感到煤、油等基礎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水、電價格上漲對部分服務性企業的影響更大。原材料供應和價格波動仍然是鋼鐵、有色等企業的最大挑戰。例如，雖然目前國際鐵礦石短期價格略有下降，但隨著我國穩增長措施逐漸落實，下半年可能再次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