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國家的人認為，中國就是因為政府集權，執行力強，他們決定了要發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發展起來，其實這是誤解。”

亞行能源委員會主席翟永平告訴謝丹，中國在清潔能源發展領域已成為了“南北對話”中經濟技術合作的中轉站。

近年來，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有趣的是，國內和國際社會對這一新產業的評價也開始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在國內，往往批評該產業盲目擴張和污染，但在其他國家眼里，卻往往是大加贊賞。作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區域性金融機構和援助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曾對中國風電、太陽能、地熱能、清潔煤、碳捕捉、工業節能等多個領域提供了大量投資支持。亞行能源委員會主席翟永平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時表示：中國正在輸出清潔能源發展模式。

謝丹：今年初，美國商務部剛公布針對中國光伏產品反補貼的初裁稅率，“雙反”(反傾銷、反補貼)是否會影響亞行對中國新能源產業的支持？

翟永平：沒有影響。如果你查亞行的投資記錄，我們確實支持過中國的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但這幾年亞行對中國的投資已經越來越少。2011年，亞行僅對印度的能源投資就達14億美元，對中國呢？加上道路、交通、農業、城市發展等全部投資也就是這個數。

現在，中國已經從一個比較大的受援方變成了知識輸出方，資金技術都達到了一個高峰點，大家都意識到了中國的經驗，最典型的是中國新能源工業的快速發展，令大家刮目相看，所以很難說我們現在還給中國投資新能源。

謝丹：據你了解，現在亞洲其他國家是如何看中國清潔能源的發展？

翟永平：美國的“雙反”調查其實已經折射出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很關心中國怎么能這么快把新能源的成本降下來。這也是我最關心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不是其他行業普遍提及的勞動力成本原因，因為我所見到的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比中國低得多，他們也沒做到，所以一定有別的因素。

謝丹：你認為中國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翟永平：現在很多國家的人認為，中國就是因為政府集權，執行力強，他們決定了要發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發展起來，其實這是誤解，為什么異軍突起的不是別的產業？這不是政府一聲號令要做就做得出來的，而是這么多民企看到市場機遇自己走進來的，比如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太陽能業界肯定體會最深。另外，中國本身的市場規模，也是其他國家無法復制的。

我是一個堅定的“南南合作”者(即發展中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希望中國的這種經驗和模式可以在其他國家推廣。

謝丹：“南南合作”中，中國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翟永平：在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移的過程中，現在很多跨國公司、國際機構想直接跟越南合作，但做不到，因為它沒有中國的優勢。現在發達國家的技術得通過和中國合作，先在中國消化吸收，借助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研發能力，進一步把成本降下來之后，其他發展中國家才能再跟中國合作。即可先“南北合作”(即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間的經濟技術合作)，然后再“南南合作”，中國成為了中轉站。

謝丹：中國這種發展模式現在存在哪些問題？

翟永平：中國模式不成功的部分就是用硬性的行政指標來達到目標，最典型就是為了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而拉閘限電，中國的優勢和劣勢同時體現在了這一件事情上。我非常擔心“十二五”期間，分指標繼續執行，最后又出現這種簡單粗暴方式。

這點中國應該向印度學習，如何用市場的方式實現節能減排？印度也有對各個邦、州的新能源發展指標，但印度從來沒有用過行政方式，如果你做不到怎么辦？如果其他邦的新能源發展比較快你可以去買。現在中國也在試點碳排放交易，但我覺得說得多，做得慢，在這點上并沒體現中國說做就做的優勢。

謝丹：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的風電等產業的產能過剩，你如何理解這種盲目擴張現象？

翟永平：我去開全球風電的會、生物質能的會、太陽能的會，大家都說自己是最重要的、潛力最大的能源利用形式，但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清楚能夠做到什么程度。世界各個國家在給自己設一個清潔能源前景的上限同時，還需在這個上限之內理性地發展。

當下，傳統能源畢竟是傳統能源，新能源利益集團應該對自己有客觀的認識，能夠占到能源利用比重的5%就做5%，跟傳統能源要包容性發展。事實上，每一次新能源技術進步帶來成本降低的同時，傳統能源技術也在進步，它們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