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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春江 一個人的發電廠
趙春江站在自己屋頂的太陽能發電裝置邊上。他自己發電，但卻要額外支出電費
20,000,000 千瓦
上海市屋頂面積大約占整個上海市土地面積的3％左右，約有200平方公里，如果全部安裝上光伏板，相當于建造了一個2000萬千瓦的大型電廠。按人均年用電1000度計算，僅太陽能發出的電就可以基本滿足上海市2000萬人口全年的需求。
在上海市閔行區山花路的一幢高樓里，身材修長的趙春江敏捷地鉆出13樓的窗外。這里并沒有什么平臺，也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僅有一尺左右寬、可供一人側身穿行的“過道”，稍一失足，就會滾落下去。
趙春江自豪地指著自己的“小基地”，那是一片30多平方米的多晶硅光伏電板屋頂。22塊太陽能電池板略微傾斜，與水平線保持25度夾角，日均發電近9度。
“聽說上海只有你一家？”記者問他。
“別說上海了，全中國只有我一家。”
倒貼電費
趙春江是上海電力學院太陽能研究所所長，他總說自己一想起太陽能發電，就有義不容辭的味道。“我一直在宣傳這個事，自己不身體力行的話，別人怎么看我？”
2006年12月，趙春江自行在家中安裝了一套裝機容量3千瓦的系統（理論上，每1千瓦在日照1小時的條件下可以發電1度），當時總價超過20萬元。到現在，這套系統已經連續正常發電超過4年。
“從2006年12月15日到現在，多少天了？”趙春江自言自語著，“4年，加一個閏年……1478，加上2011年的63天，一共1541天。”隨后他又興致勃勃地展示著電表上的數字：“已經發電12884度，安全無故障。”
對于趙春江的職業來說，自己家中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還有另外一重便利：搜集數據。“以前寫研究報告寫到上海的日照強度和發電量時，我心里就沒底了?，F在我差不多弄清楚了。在上海，每1千瓦的太陽能電板，每年發電1000度左右。”
趙春江的發電設備包括太陽能電板、逆變器、電表、交流保護開關和一套記錄系統。原理很簡單：22塊太陽能電池串聯，發出直流電，經過逆變器轉化為220V、50Hz的電流，正負不超過0.5Hz。
“比電網的電還穩定，電網的電正負是1Hz”。趙春江說，隨著成本的下降，現在這樣一套3千瓦的系統，一般工程公司報價是9萬元左右。“3千瓦一年發電就是3000度，按6毛一度電費來算，每年能回收1800塊。要收回所有9萬元投資，需要50年時間。”
50年收回投資，這樣的話，誰還愿意干呢？趙春江感嘆，一般來說，投資回報期在10到15年，老百姓還是能接受的。
其實，這個50年還是一個理想化的數字，因為并不是光能電板發的每一度電都會轉化成收益。拿趙春江家來說，他家的這套系統，白天發的電用不完，只能輸回電網。自己使用和輸回電網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一。晚上電板不發電，還要繼續從電網買電。
也就是說，只有一半的電派上了用場。
然而更搞笑的還在后面，因為中國電力部門都是單向電表，無從識別電的來源。無論是流進還是流出的電量，電表都不分青紅皂白地累計用電度數。這導致趙春江不僅沒賺到一分錢，還天天給電力局送錢。
算下來，趙春江每個月差不多還要額外支出100元電費。不明就里的鄰居，很羨慕趙家的綠色生活，揣度趙家不僅不花電費，還能發電賺點“外快”。
上海電力部門的領導也因為這個事搞得很尷尬，他們有次派人來“家訪”，提出讓趙春江自己“開個價”。
“這個要我怎么說呢？”趙春江被難住了，“電費定價，怎是一個老百姓自己說了算的？算起來，100年也不過12萬元，就當為科學實驗再多投入些吧。”
趙春江想得很開，可是趙春江的老婆始終對這個倒貼電費的行當頗有微詞。
“懸崖邊上”
其實上海老百姓里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本不該只有趙春江一家。
2006年，上海市搞了個“10萬個太陽能屋頂計劃”。上海雖然沒有油田、氣田，但有2億平方米屋頂和年均約1200小時的日照。如果上海的屋頂都能被用于太陽能發電，那么上海將成為中國的綠色能源之城。
政府計劃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從2006年到2010年，完成太陽能屋頂1萬套，每套裝機容量3KW。按每套15萬元計算，第一期需投資15億元；第二期是從2011年到2015年，完成太陽能屋頂9萬套，按每套9萬元計算，需投資81億元。
“后來這個計劃就沒聲音了，中國人一直都是嘴上叫叫。”趙春江不無諷刺地說道。當年這個“10萬太陽能屋頂計劃”，正是他和另外幾個專家一起提出來的。
據上海交通大學太陽能研究所教授崔榮強回憶，當時專家們提出的鼓勵政策是初裝費每瓦補貼50元，但政府沒有通過。
與此同時，2005年時，一海之隔的日本已經安裝了40萬戶太陽能發電系統。“現在估計已經超過90萬戶了。”趙春江非常眼紅日本太陽能的發展速度，“日本曾宣稱，在2020年要有1000萬戶的太陽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之所以能在日本蓬勃發展，主要原因是在政策。從1994年開始，日本政府對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初裝費用補貼高達50%。此后，因為太陽能發電裝置的成本在下降，所以補貼也以每年3%的幅度在下降。“這是比較合理的一個降幅。”趙春江說，不僅日本中央政府，都道府縣甚至村鎮等地方政府也積極參與。
“目前中國對民間太陽能發電沒有任何補貼。”趙春江表示，在中國安裝補貼是很難實行的，“中國人做事不老實，會虛報。明明裝的是5千瓦，可能報上去會說10千瓦，或者干脆買差一點的廉價電池板。”
趙春江笑稱自己家是中國最小的發電廠，自己是唯一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員工。站在屋頂的太陽能發電裝置邊上，趙春江就像站在懸崖邊上。而中國的民間太陽能發電，也像站在懸崖邊一樣，處境仍不明朗。
綠電回購
對于太陽能發電來說，現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政府早日落實“綠電回購”政策，即是電網以高于市電的價格回收多余的太陽電，這樣從一高一低的價差中，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太陽能發電的好處。
日本在剩余電力的回購方面，就做得非常到位。此前日本的政策是剩余電力的回購價為48日元每度，而日本當時電費的價格只有28日元。目前日本的新政策是只要是太陽能發電，不論是家用還是輸回電網，電力公司以42日元每度的價格全額收購。
這樣一來，一套太陽能發電裝置，即使在家里沒有人的時候，也能夠源源不斷地發電、兌現，成為一戶人家的營利模式。
“電費的計算在技術上并不是難題，只要裝個智能電表就好了。”趙春江說，“關鍵就是電力公司他們不愿做這個事。”
開始時，日本電力公司對“綠電回購”也不積極，不過后來政府出臺了一個排放費來施壓，這才漸漸發展起來。趙春江認為，我國可以效仿日本的方式，讓這個產業活起來。“按照9萬每臺的造價，如果上海市按照2.5元每度電的標準回收的話，居民也能像日本人那樣12年左右收回成本。”
經過媒體的報道，目前已經有很多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前來趙家參觀，他們在參觀之后都會不約而同地問他同一個問題：“趙老師，那我家是不是也該裝一個呢？”
每當這個時候，趙春江都非常糾結。從情感上說，他真想回一句“裝啊”；但從理智上，他最后總是無奈地告訴他們：“現在還是不要裝了吧。”太陽能發電，注定是他一個人的新能源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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