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何謂發展的高質量？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它又會怎樣影響老百姓的生活？
1.從“快不快”到“好不好”
“高速”發展的指向是數量或規模，往往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目標，回答的是“快不快”；“高質量”發展則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會有的目標，強調質量和效益，回答的是“好不好”。
記者：中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會有哪些新特點、新變化？
高培勇：“高速”發展的指向是數量或規模，往往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目標，回答的是“快不快”；“高質量”發展則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會有的目標，強調質量和效益，回答的是“好不好”。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一致。增長僅指經濟總量的擴張，發展的內涵則更為豐富，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國已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因此，經濟發展要從單純追求總量擴張，轉變為適應人們更高標準的、更加多樣化的需求。
我國正處在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宏觀經濟環境當中，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政策框架已經初步形成。這一框架的突出特征是不僅聚焦于發展規模，更注重發展質量；不僅著眼于短期調控，更注重持續增長動力；不僅著力于需求側的總量收放，更注重供給側的結構優化；不僅立足于政策層面操作，更依賴于改革行動加以實施。
祝寶良：當我國人均GDP到了8000美元這個階段，老百姓的需求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滿足吃穿住行用開始轉向對產品的個性化、多樣化、高質量需求。產業結構也轉向以服務為主的教育、醫療、衛生、文化旅游階段。這個階段不再過多追求數量，而是對質量提出更高要求。
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宏觀方面，從供給端和產業結構看，產業結構要高端化，產業組織要智能化；供給要很好地滿足需求，如果是不能滿足需求的供給，就應該想辦法從市場上退出。從要素投入上看，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分配方面，所謂的“高質量”是員工要有收入，財政要有稅收，投資要有回報，企業要有合理的利潤。從經濟循環的角度說，“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是暢通的，不會發生梗阻。近年來企業不愿意投資，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要想辦法去解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應定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其次中觀方面，產業部門的產品附加價值率要提高。“沒有落后的產業，只有落后的技術”，因為技術水平不高導致我國產業附加價值率較低，特別是工業的附加價值率只有18%左右，而美國工業企業的附加價值率一般在33%左右，差距較大。微觀方面，企業是經濟的核心，應該讓企業的利潤率最大化，要改革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同時保護好民營企業產權。
趙笠鈞：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這一論斷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將貫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在這個新征程中，環保需要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從發展的成本轉變為發展的動能。
傳統的環保主要內容是污染治理，是成本。所以當前許多環保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遇到了支付難題。但其實環境項目也可以成為盤活發展資源的價值起點，為美麗中國的建設創造加速度。例如武夷山的“水美城市”建設就是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基礎上，通過多種運營價值的融合形成了濱水產業。這樣不僅能夠降低政府的環保支付壓力，還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新局面。
2.統計考核指標將發生變化
推動高質量發展，宏觀上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從產業來說，要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要進行三個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記者：高質量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哪些要求？又面臨哪些困難？
祝寶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意味著制定經濟發展政策、實施宏觀調控都要以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主要目標。特別是，未來要打造“六個體系”，即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以及績效考核評價標準，從考核數量經濟發展的指標轉向質量經濟發展的指標。
推動高質量發展，宏觀上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從產業來說，要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要進行三個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體經濟要與科技、金融、人力資源協同。市場機制要有效，微觀主體要有活力，宏觀調控要有度。
趙笠鈞：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的發展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社會將開始從源頭上改變對待資源、能源的方式，一系列過去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等產業結構帶來的環境問題將得到根本改善。近年來，水十條、氣十條、土十條等環保政策密集出臺，環保監督執法趨嚴，環境質量的改善效果顯著。但是，不少地方還存在著“企業污染環境、政府出面埋單、百姓承擔代價”的治理怪圈，這種模式阻礙了整體環境改善的速度和程度。破解當前的局面，需要環境企業以匠心的堅守和創新的開拓，帶來環境價值的進一步延伸，為經濟發展賦予更多的綠意與生機。
環境企業應當進一步成為綠色生產的推動者，實現環境服務的價值延伸。生產企業不僅需要生產末端的污染治理，更需要實現生產全過程的綠色覆蓋，構建新時代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原料的綠色化、清潔生產工藝的提升和改造等，將為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創造價值。
高培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一是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將經濟工作的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二要更加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摒棄以往圍繞規模和速度做文章的思維和做法，針對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著力在結構性調整上下功夫，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三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既要著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又要加快推動形成新動能，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在創新引領、綠色低碳等領域培育更多新增長點。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秉持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要將“三去一降一補”落實在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上。比如：不能把去產能混同于“去產量”，更不能一味仰仗政府的行政干預。去產能必須立足于市場調節，把著力點放在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上。又如降成本，減稅降費決不能走以往的“借錢”套路——通過擴大赤字、增發國債支撐減稅降費，而應實行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聯動，以政府支出規模的削減為企業稅費負擔的降低騰挪空間，使資源配置格局向真正有利于企業的方向調整。再如補短板，決不能簡單復制以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操作，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將著力點放在服務業特別是以教育、醫療等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業上。
3.美好生活內涵更豐富
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不僅市場供給方面更加平衡和充分，公共服務上也更加充分和有效。
記者：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將在哪些方面受益？
祝寶良：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今年我國經濟工作將保持“四個嚴”——金融要嚴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地方政府舉債要嚴管控；房地產要嚴調控，并著手建立長效機制；環境保護政策要嚴格執行。這些措施都會使百姓生活更加安全、健康、有序。
趙笠鈞：與以前的“高速增長”階段相比，如今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更重視為人民帶來獲得感。我相信通過環保和社會各界的努力，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一個確定性事件，這將為人民帶來生態大環境的改善。
同時應該認識到，未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定是多維度的，既包含物質層面的舒適，也包含精神層面的愉悅。從工作場景到生活場景，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去滿足人民在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美好追求。傳統環境產業將與健康、體育、旅游、養老、文化等融合形成環境產業新業態，提供更具廣度和深度的環境服務，成為建設“美麗中國”、服務“美好生活”的踐行者與推動者。
高培勇：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不僅市場供給方面更加平衡和充分，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上也更加充分和有效。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將享受到更多高端產品和優質服務；消費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生活環境中的能耗降低了，污染減少了，生態環境優良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也會隨之提高。
1.從“快不快”到“好不好”
“高速”發展的指向是數量或規模，往往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目標，回答的是“快不快”；“高質量”發展則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會有的目標，強調質量和效益，回答的是“好不好”。
記者：中國經濟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階段會有哪些新特點、新變化？
高培勇：“高速”發展的指向是數量或規模，往往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目標，回答的是“快不快”；“高質量”發展則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會有的目標，強調質量和效益，回答的是“好不好”。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一重要論斷，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一致。增長僅指經濟總量的擴張，發展的內涵則更為豐富，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國已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因此，經濟發展要從單純追求總量擴張，轉變為適應人們更高標準的、更加多樣化的需求。
我國正處在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宏觀經濟環境當中，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政策框架已經初步形成。這一框架的突出特征是不僅聚焦于發展規模，更注重發展質量；不僅著眼于短期調控，更注重持續增長動力；不僅著力于需求側的總量收放，更注重供給側的結構優化；不僅立足于政策層面操作，更依賴于改革行動加以實施。
祝寶良：當我國人均GDP到了8000美元這個階段，老百姓的需求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滿足吃穿住行用開始轉向對產品的個性化、多樣化、高質量需求。產業結構也轉向以服務為主的教育、醫療、衛生、文化旅游階段。這個階段不再過多追求數量，而是對質量提出更高要求。
理解經濟高質量發展，首先宏觀方面，從供給端和產業結構看，產業結構要高端化，產業組織要智能化；供給要很好地滿足需求，如果是不能滿足需求的供給，就應該想辦法從市場上退出。從要素投入上看，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分配方面，所謂的“高質量”是員工要有收入，財政要有稅收，投資要有回報，企業要有合理的利潤。從經濟循環的角度說，“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是暢通的，不會發生梗阻。近年來企業不愿意投資，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要想辦法去解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應定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其次中觀方面，產業部門的產品附加價值率要提高。“沒有落后的產業，只有落后的技術”，因為技術水平不高導致我國產業附加價值率較低，特別是工業的附加價值率只有18%左右，而美國工業企業的附加價值率一般在33%左右，差距較大。微觀方面，企業是經濟的核心，應該讓企業的利潤率最大化，要改革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同時保護好民營企業產權。
趙笠鈞：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這一論斷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意味著生態文明建設將貫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在這個新征程中，環保需要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從發展的成本轉變為發展的動能。
傳統的環保主要內容是污染治理，是成本。所以當前許多環保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遇到了支付難題。但其實環境項目也可以成為盤活發展資源的價值起點，為美麗中國的建設創造加速度。例如武夷山的“水美城市”建設就是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基礎上，通過多種運營價值的融合形成了濱水產業。這樣不僅能夠降低政府的環保支付壓力，還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新局面。
2.統計考核指標將發生變化
推動高質量發展，宏觀上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從產業來說，要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要進行三個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記者：高質量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哪些要求？又面臨哪些困難？
祝寶良：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意味著制定經濟發展政策、實施宏觀調控都要以高質量發展作為一個主要目標。特別是，未來要打造“六個體系”，即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以及績效考核評價標準，從考核數量經濟發展的指標轉向質量經濟發展的指標。
推動高質量發展，宏觀上要建設一個現代化經濟體系；從產業來說，要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要進行三個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實體經濟要與科技、金融、人力資源協同。市場機制要有效，微觀主體要有活力，宏觀調控要有度。
趙笠鈞：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的發展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社會將開始從源頭上改變對待資源、能源的方式，一系列過去存在的高污染、高能耗等產業結構帶來的環境問題將得到根本改善。近年來，水十條、氣十條、土十條等環保政策密集出臺，環保監督執法趨嚴，環境質量的改善效果顯著。但是，不少地方還存在著“企業污染環境、政府出面埋單、百姓承擔代價”的治理怪圈，這種模式阻礙了整體環境改善的速度和程度。破解當前的局面，需要環境企業以匠心的堅守和創新的開拓，帶來環境價值的進一步延伸，為經濟發展賦予更多的綠意與生機。
環境企業應當進一步成為綠色生產的推動者，實現環境服務的價值延伸。生產企業不僅需要生產末端的污染治理，更需要實現生產全過程的綠色覆蓋，構建新時代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原料的綠色化、清潔生產工藝的提升和改造等，將為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創造價值。
高培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一是要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將經濟工作的著重點和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來。二要更加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摒棄以往圍繞規模和速度做文章的思維和做法，針對產業結構失衡、區域發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著力在結構性調整上下功夫，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平衡。三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既要著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又要加快推動形成新動能，鼓勵更多社會主體投身創新創業，在創新引領、綠色低碳等領域培育更多新增長點。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秉持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要將“三去一降一補”落實在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實現供需動態平衡上。比如：不能把去產能混同于“去產量”，更不能一味仰仗政府的行政干預。去產能必須立足于市場調節，把著力點放在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上。又如降成本，減稅降費決不能走以往的“借錢”套路——通過擴大赤字、增發國債支撐減稅降費，而應實行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聯動，以政府支出規模的削減為企業稅費負擔的降低騰挪空間，使資源配置格局向真正有利于企業的方向調整。再如補短板，決不能簡單復制以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操作，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將著力點放在服務業特別是以教育、醫療等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業上。
3.美好生活內涵更豐富
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不僅市場供給方面更加平衡和充分，公共服務上也更加充分和有效。
記者：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將在哪些方面受益？
祝寶良：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今年我國經濟工作將保持“四個嚴”——金融要嚴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地方政府舉債要嚴管控；房地產要嚴調控，并著手建立長效機制；環境保護政策要嚴格執行。這些措施都會使百姓生活更加安全、健康、有序。
趙笠鈞：與以前的“高速增長”階段相比，如今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更重視為人民帶來獲得感。我相信通過環保和社會各界的努力，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是一個確定性事件，這將為人民帶來生態大環境的改善。
同時應該認識到，未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定是多維度的，既包含物質層面的舒適，也包含精神層面的愉悅。從工作場景到生活場景，從公共空間到私人空間，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去滿足人民在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美好追求。傳統環境產業將與健康、體育、旅游、養老、文化等融合形成環境產業新業態，提供更具廣度和深度的環境服務，成為建設“美麗中國”、服務“美好生活”的踐行者與推動者。
高培勇：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不僅市場供給方面更加平衡和充分，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上也更加充分和有效。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將享受到更多高端產品和優質服務；消費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生活環境中的能耗降低了，污染減少了，生態環境優良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也會隨之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