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樣，家住黑龍江哈爾濱市某小區的孟先生吃完晚飯后，把生活垃圾丟在了單元樓門口的垃圾桶里。提到為什么沒有垃圾分類時，孟先生表示，“雖然有點嫌麻煩的因素在，但主要還是小區垃圾分類桶配置不合理。”據孟先生介紹，每棟單元樓門口都放著寫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樣的兩個垃圾桶，但垃圾桶的容量都很小，中看不中用，“不可回收”桶很快被廚余垃圾塞滿了，住戶們只好把廚余垃圾扔到旁邊的“可回收”桶里，“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隨意扔了。”
而住在哈爾濱市另外一個小區的韓女士告訴記者，“之前宣傳過垃圾分類的事，我家也堅持了一段時間，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分別放在兩個袋子里。后來，我發現保潔都是將分好類的垃圾一股腦兒放在一個箱子里。我們在家分好，人家收的時候又混在一起，這不是做無用功嘛。”韓女士抱怨。
垃圾分類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生活垃圾分類實行多年，效果卻不理想。“生活垃圾分類，從住戶到物業、運輸、處理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哪個環節出問題，整體效果都會大打折扣。”哈爾濱市一小區物業經理李先生曾在多個小區工作過，他對于垃圾分類深有感觸，“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物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但物業是個公司，經濟效益是第一位的。”
李經理坦言，對垃圾分類就意味著增加運營成本，物業要多配備保潔人員，還要制作各種宣傳材料，臨時堆放垃圾的地方也得適度改造，匹配垃圾分類后的存放需要。“在不提高物業收費標準的情況下，需要政府政策和資金的支持。此外，還得住戶配合，垃圾清運車輛也要‘桶裝車載’，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在部分重點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方案》明確，實施區域內的公共機構和相關企業作為主體，負責對其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同時要求政府引導居民自覺、科學地開展生活垃圾分類，但并沒有提出強制性的要求。
日前，記者從黑龍江省機關事務管理局了解到，黑龍江已經在省直機關率先開展了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充分發揮公共機構示范引領作用。
“垃圾回收容器由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統一制定配備標準，省財政集中核銷，目前已經在省直各機關中全面覆蓋。”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節能處科長羅佳春介紹，省政府機關食堂引進了餐廚垃圾就地資源化處理設備，并作為試點向全省鋪開。同時，鼓勵全省就餐人數1000人以上的單位食堂全部使用餐廚垃圾處理設備。
黑龍江在推進公共機構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工作中，要求各單位制定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與具備資質的垃圾回收公司簽訂處置合同，由企業承擔各機關辦公區各類垃圾的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工作。“我們還通過各類媒體平臺向全省黨政機關公共機構發出倡議，向機關干部職工普及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有關知識，強化意識提升。”
“無論公共機構還是居民小區，最關鍵的一點是政府應做好不同類別生活垃圾回收率的評估工作。”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建議，“哪些回收率高、哪些回收率低，政府應該有個底。在這個基礎上，和現有的垃圾回收渠道進行對接融合。比如有害垃圾回收要和危險廢物的回收統籌起來;可回收物回收要和目前廣泛活躍的廢品回收體系對接融合，提高回收效率。同時，更加注重用經濟手段刺激推動居民小區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
法治剛性全程監督
“垃圾分類?沒想那么多，哪個垃圾桶近就丟哪里。分類回收是好事，就是做起來太麻煩。”湖南長沙某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內，居民劉女士收完快遞，隨手就將紙盒扔進了餐廚垃圾桶，而50米外，就有一個可回收垃圾桶。餐廚垃圾桶外，明確標注了可收集的垃圾類型：菜梗菜葉、果皮、剩菜剩飯等。可打開桶蓋一看，里面夾雜著不少包裝盒、塑料袋等垃圾。
居民一扔了事，要對其進行分類運輸和處理，就成了一個難題。“分類回收的運輸車輛拒絕接收混合垃圾。”小區物業負責人馬經理說，在運輸車輛到來之前，對居民隨手扔掉的垃圾進行重新分類，成了小區保潔員的重要工作。
然而，即使經過保潔員“粗分類”，仍有不少混合垃圾流入分類終端處理系統中。湖南一家餐廚垃圾處理公司負責人易志剛介紹，收集車每日收回的餐廚垃圾中，塑料袋、紙盒等生活垃圾的比例達到20%以上。
長沙市日產垃圾近8000噸，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唯一的生活垃圾處置場已不堪重負，常住人口760多萬的城市正遭遇著“垃圾圍城”的困境，位于望城區黑麋峰的城市固體廢棄物處理場，日處理量已超出原設計負荷一倍。
“有害先分開，能賣拿去賣，干濕兩分離。”2016年底，長沙在57個社區開展生活垃圾分類試點。不僅配置了分類垃圾桶，還為每戶居民發放了專門收集廚余垃圾的不銹鋼垃圾桶。然而，一年過去，堅持使用者已經寥寥無幾。
“居民看不到分類的好處，也看不到不分類的壞處。”湖南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袁興中認為，完全靠鼓勵、倡導和宣傳很難說服居民去將垃圾分類。“垃圾分類沒有嚴格的界定標準，居民的意識也跟不上。”袁興中說，很多居民搞不清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嚴格區別，只憑常識去區分。
居民參與度不高，操作繁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原本小區內每層樓都有垃圾桶，但實行分類之后，居民需要下樓扔垃圾。”馬經理說，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這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積極性。
為了鼓勵居民進行垃圾分類，不少小區特意配備了智能垃圾分類裝置，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參照國外的成熟模式，引導加強制缺一不可。”長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局環衛處處長鐘庭表示，目前僅有少數一些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據，“而且即使有法可依，也面臨執法難、取證難的問題。”
日前，住建部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確定今年3月底前，46個重點城市出臺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實施方案或行動計劃，到2020年底前，基本形成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
對此，鐘庭認為，制定法律法規首先要出臺垃圾分類的標準。而標準的設立，需要因地制宜，考慮到當地的垃圾產生量、土地空間以及地方財政對垃圾分類的投入力度等。
“樹立生活垃圾合理分類的社會共識，需要通過剛性的手段去約束。”袁興中說，法律法規不僅是用來約束市民，收集、運輸、處理的每個環節都需要法律來規范，要將責任落實到具體部門。政府部門要強化全過程監管，使垃圾前端分類與后續處理統籌兼顧。
嚴格執法的同時，也要提高居民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在杭州，專業環保公司與周邊商戶合作，建立可兌換的垃圾分類積分獎勵機制，居民可以用積分到社區周邊商戶購買商品;在廣州，居民既可以用積分到專門的兌換中心購買商品，也可以換取現金。
“強制或是鼓勵，都是為了讓垃圾分類成為一種行為自覺。”鐘庭說，從人人都是垃圾生產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類者，還需要一段不短的過程。
而住在哈爾濱市另外一個小區的韓女士告訴記者，“之前宣傳過垃圾分類的事，我家也堅持了一段時間，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分別放在兩個袋子里。后來，我發現保潔都是將分好類的垃圾一股腦兒放在一個箱子里。我們在家分好，人家收的時候又混在一起，這不是做無用功嘛。”韓女士抱怨。
垃圾分類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生活垃圾分類實行多年，效果卻不理想。“生活垃圾分類，從住戶到物業、運輸、處理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哪個環節出問題，整體效果都會大打折扣。”哈爾濱市一小區物業經理李先生曾在多個小區工作過，他對于垃圾分類深有感觸，“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物業起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但物業是個公司，經濟效益是第一位的。”
李經理坦言，對垃圾分類就意味著增加運營成本，物業要多配備保潔人員，還要制作各種宣傳材料，臨時堆放垃圾的地方也得適度改造，匹配垃圾分類后的存放需要。“在不提高物業收費標準的情況下，需要政府政策和資金的支持。此外，還得住戶配合，垃圾清運車輛也要‘桶裝車載’，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在部分重點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方案》明確，實施區域內的公共機構和相關企業作為主體，負責對其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同時要求政府引導居民自覺、科學地開展生活垃圾分類，但并沒有提出強制性的要求。
日前，記者從黑龍江省機關事務管理局了解到，黑龍江已經在省直機關率先開展了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充分發揮公共機構示范引領作用。
“垃圾回收容器由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統一制定配備標準，省財政集中核銷，目前已經在省直各機關中全面覆蓋。”省機關事務管理局節能處科長羅佳春介紹，省政府機關食堂引進了餐廚垃圾就地資源化處理設備，并作為試點向全省鋪開。同時，鼓勵全省就餐人數1000人以上的單位食堂全部使用餐廚垃圾處理設備。
黑龍江在推進公共機構生活垃圾強制分類工作中，要求各單位制定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實施方案，與具備資質的垃圾回收公司簽訂處置合同，由企業承擔各機關辦公區各類垃圾的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工作。“我們還通過各類媒體平臺向全省黨政機關公共機構發出倡議，向機關干部職工普及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有關知識，強化意識提升。”
“無論公共機構還是居民小區，最關鍵的一點是政府應做好不同類別生活垃圾回收率的評估工作。”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建議，“哪些回收率高、哪些回收率低，政府應該有個底。在這個基礎上，和現有的垃圾回收渠道進行對接融合。比如有害垃圾回收要和危險廢物的回收統籌起來;可回收物回收要和目前廣泛活躍的廢品回收體系對接融合，提高回收效率。同時，更加注重用經濟手段刺激推動居民小區的生活垃圾分類工作。”
法治剛性全程監督
“垃圾分類?沒想那么多，哪個垃圾桶近就丟哪里。分類回收是好事，就是做起來太麻煩。”湖南長沙某垃圾分類試點小區內，居民劉女士收完快遞，隨手就將紙盒扔進了餐廚垃圾桶，而50米外，就有一個可回收垃圾桶。餐廚垃圾桶外，明確標注了可收集的垃圾類型：菜梗菜葉、果皮、剩菜剩飯等。可打開桶蓋一看，里面夾雜著不少包裝盒、塑料袋等垃圾。
居民一扔了事，要對其進行分類運輸和處理，就成了一個難題。“分類回收的運輸車輛拒絕接收混合垃圾。”小區物業負責人馬經理說，在運輸車輛到來之前，對居民隨手扔掉的垃圾進行重新分類，成了小區保潔員的重要工作。
然而，即使經過保潔員“粗分類”，仍有不少混合垃圾流入分類終端處理系統中。湖南一家餐廚垃圾處理公司負責人易志剛介紹，收集車每日收回的餐廚垃圾中，塑料袋、紙盒等生活垃圾的比例達到20%以上。
長沙市日產垃圾近8000噸，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唯一的生活垃圾處置場已不堪重負，常住人口760多萬的城市正遭遇著“垃圾圍城”的困境，位于望城區黑麋峰的城市固體廢棄物處理場，日處理量已超出原設計負荷一倍。
“有害先分開，能賣拿去賣，干濕兩分離。”2016年底，長沙在57個社區開展生活垃圾分類試點。不僅配置了分類垃圾桶，還為每戶居民發放了專門收集廚余垃圾的不銹鋼垃圾桶。然而，一年過去，堅持使用者已經寥寥無幾。
“居民看不到分類的好處，也看不到不分類的壞處。”湖南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袁興中認為，完全靠鼓勵、倡導和宣傳很難說服居民去將垃圾分類。“垃圾分類沒有嚴格的界定標準，居民的意識也跟不上。”袁興中說，很多居民搞不清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嚴格區別，只憑常識去區分。
居民參與度不高，操作繁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原本小區內每層樓都有垃圾桶，但實行分類之后，居民需要下樓扔垃圾。”馬經理說，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這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積極性。
為了鼓勵居民進行垃圾分類，不少小區特意配備了智能垃圾分類裝置，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參照國外的成熟模式，引導加強制缺一不可。”長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執法局環衛處處長鐘庭表示，目前僅有少數一些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據，“而且即使有法可依，也面臨執法難、取證難的問題。”
日前，住建部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的通知》，確定今年3月底前，46個重點城市出臺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實施方案或行動計劃，到2020年底前，基本形成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
對此，鐘庭認為，制定法律法規首先要出臺垃圾分類的標準。而標準的設立，需要因地制宜，考慮到當地的垃圾產生量、土地空間以及地方財政對垃圾分類的投入力度等。
“樹立生活垃圾合理分類的社會共識，需要通過剛性的手段去約束。”袁興中說，法律法規不僅是用來約束市民，收集、運輸、處理的每個環節都需要法律來規范，要將責任落實到具體部門。政府部門要強化全過程監管，使垃圾前端分類與后續處理統籌兼顧。
嚴格執法的同時，也要提高居民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在杭州，專業環保公司與周邊商戶合作，建立可兌換的垃圾分類積分獎勵機制，居民可以用積分到社區周邊商戶購買商品;在廣州，居民既可以用積分到專門的兌換中心購買商品，也可以換取現金。
“強制或是鼓勵，都是為了讓垃圾分類成為一種行為自覺。”鐘庭說，從人人都是垃圾生產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類者，還需要一段不短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