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看這個分類積分的小機器怎么沒反應呢？我得去問問別人怎么用。”一位負責垃圾分類積分的老人拿著一個類似對講機的黑色物件問起了同伴。這里是北京市東城區龍潭街道，北京市垃圾分類推廣的試點街道。最近每每走過這些街道，記者都要在垃圾分類回收箱前駐足一段時間，觀察居民們對于分類的態度、行為，也從中看出了一些“門道”，一條街折射出垃圾分類的艱難和嬗變。
垃圾分類有多少觀念上的誤區？
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和投放責任來談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垃圾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成本高昂，實際上不可持續
在沒有接觸垃圾分類前，記者和普通居民一樣，認為垃圾分類的“痛點”是餐廚垃圾，水分大、惡臭、運輸成本高，但是在走訪學習之后，記者深刻感到，觀念問題才是垃圾分類路上最大的障礙。
記者看到，垃圾桶分為餐廚垃圾（綠桶）、可回收垃圾（藍桶）、其他垃圾（黑桶）、有害垃圾（紅桶）。
“您好，怎么沒人向這些垃圾桶里扔垃圾？”記者問一位正在清潔垃圾桶的工作人員。“這個還在等積分設施上線，上了就有人投了。”“積分？”“嗯，就是投放后可以得到積分，待一段時間可以用積分兌換獎勵，聽說是3個月能兌換獎品。”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看來，垃圾分類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時間的實踐證明，依靠積分獎勵推進垃圾分類并不能完全解決垃圾分類問題。垃圾分類是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積分獎勵是正確的值得褒獎的行為，兩者有著本質區別。“積分獎勵好比中藥治病的藥引子，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激勵居民分類，但它不是藥，不能‘治病’，但有些地方卻依然屢敗屢戰。”
他認為，垃圾分類應該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推進，有些地方依靠企業雇傭人員分類，不能達到垃圾分類的目的。“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和投放責任來談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垃圾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成本高昂，實際上不可持續。我不反對市場化，市場化是垃圾分類的有效手段，但是要界定清楚市場化中邊界和責任，不能以市場化方式代替居民做垃圾分類。”
同時，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垃圾是資源，這一觀念急需改變。垃圾的首要屬性是污染物。
從事垃圾分類行業多年的環保人黃小山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系統工程。第一要解決居民分類投放的問題，這需要文化教育和素質教育；第二要解決垃圾產生者付費問題，這需要相關法律和收運的制度安排；第三要解決分類處理的問題，這需要技術的支撐和終端設施的落地；第四要解決垃圾管理的頂層設計和邏輯梳理的問題，包括：無害化資源化減量化究竟有無優先次序、BOT是否是政府的唯一選擇、排放標準是否應該和歐美看齊等。
此外，垃圾分類不能盲目分，而應選擇性分類。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并不是盲目地越分越多就好，就能有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我國當下是要選擇性分類，把特別有用的、有害的、對處理系統干擾大的垃圾分出來。這樣既能降低分類難度，還契合了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改革，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趨勢相適應。比如廢紙是可以分出來的，而有些垃圾聽起來有用，但是沒有市場，還污染環境，沒有必要分出來。”
垃圾分類要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沒有充分意識到垃圾分類的長期性，分類不精細，急于求成，但垃圾分類要穩步扎實推進
垃圾分類的“痛點”還在于設施短板。劉建國告訴記者，比如餐廚垃圾要收集處理，需要有相應的厭氧消化設施，需要城市周邊有土地能加以利用。以北京市某街道為例，每噸餐廚垃圾收集成本在1500元左右，這樣高的成本在其他城市和地區是難以實現的。
廚余垃圾分離是因為其容易干擾后端處理，并不在于其價值，適度分離的意義是提升進入終端處理系統的垃圾質量，提高后端處理系統效能和污染控制水平，改善垃圾質量。廚余垃圾中75%是水，日本的分類經驗顯示，通過瀝水，垃圾降低2%~3%含水率，垃圾總體減量10%，以此逐步推動廚余垃圾適度分類收集與清潔安全利用。
垃圾分類要因地制宜。世界上沒有統一的垃圾分類標準，縱觀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實踐，其垃圾分類都是基于自然條件和社會發展需求。“比如我國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有錢、人多、地少，垃圾處理系統要求高度集約化，不能占用太多土地。北京的廚余垃圾無農田可以利用。而西部烏魯木齊、西寧等城市，則是有土地資源，人口稀少，但是缺資金，垃圾分類回收趨向低端業態需求。成都、武漢、鄭州等地周邊有農田，則是廚余垃圾有利用潛力的城市。”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提高，垃圾的分類管理也需要精細化，分類門檻也應逐漸加高。“垃圾并非分出來就有出路，這是誤區，現今我國垃圾分類和處理的突出矛盾就是垃圾量大、質次、低品質。針對這種情況，各地應量力而行，分步推動，避免反復折騰，要基于地方實際情況確定分類方法和標準。”業內人士表示。
“現在有些地方沒有充分意識到垃圾分類的長期性，分類不精細，急于求成，短時間希望看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垃圾分類要穩步扎實推進。同時，政府部門、公眾、企業等各方應給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目前多地都在補短板，比如不少城市都在進行垃圾分類相應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處理設施也在逐步建設中。”劉建國說。
到了真分類的時候
技術格局多元化奠定分類基礎，但垃圾持續的準確投放率低，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依賴人工或機械二次分離完成分類成主要問題
記者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我國城市才出現垃圾規范收集，到90年代才有無害化處理。本世紀以來，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提高，接下來要實現從好到優轉變。“離開現代化和多元化的垃圾處理設施去推動垃圾分類，在整體上不可能有實質性成效。北京第一臺垃圾焚燒爐2009年才投入使用，之前都進填埋場。先分后混不可避免，當時的分類收集還不具備條件。”劉建國說。
垃圾分類是推動生態文明的大事。節約原生資源、改善環境質量，進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引領綠色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環節環環相扣，在投放環節全民參與，另外3個環節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實施，政府監管。
現在，垃圾到了真分類的時候。據了解，垃圾處理的技術格局已經呈現多元化趨勢，以焚燒發電和衛生填埋并舉的技術格局基本形成，雖然堆肥處理路線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但是可以預見在未來若干年，在垃圾分類的大背景下，生物處理會逐漸發展。
我國已基本具備垃圾分類條件。我國目前還在大力建設垃圾填埋場，解決無害化問題。焚燒比例已接近40%，2020年全國達到50%，東部城市達到60%。堆肥在分類背景下會有一定程度發展。
“這些都為垃圾分類處理奠定硬件基礎。由此，垃圾分類的矛盾轉變為有了垃圾分類設施，收集的垃圾依然是混合垃圾。此外，垃圾持續的準確投放率低，分類桶內實際上還是品質略有提高的混合垃圾，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依賴人工或機械二次分離完成分類。”劉建國說。
他認為，以深圳為代表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并行的雙軌策略比較務實，有望促進垃圾分類多個環節的相互協調銜接。
此外，業內人士建議要多管齊下軟硬兼施突破垃圾分類投放瓶頸。發改部門、城管、環衛等部門聯動，最好由地方“一把手”負責推動，在垃圾分類系統形成后，將最終產生生態效益。
垃圾分類有多少觀念上的誤區？
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和投放責任來談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垃圾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成本高昂，實際上不可持續
在沒有接觸垃圾分類前，記者和普通居民一樣，認為垃圾分類的“痛點”是餐廚垃圾，水分大、惡臭、運輸成本高，但是在走訪學習之后，記者深刻感到，觀念問題才是垃圾分類路上最大的障礙。
記者看到，垃圾桶分為餐廚垃圾（綠桶）、可回收垃圾（藍桶）、其他垃圾（黑桶）、有害垃圾（紅桶）。
“您好，怎么沒人向這些垃圾桶里扔垃圾？”記者問一位正在清潔垃圾桶的工作人員。“這個還在等積分設施上線，上了就有人投了。”“積分？”“嗯，就是投放后可以得到積分，待一段時間可以用積分兌換獎勵，聽說是3個月能兌換獎品。”這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看來，垃圾分類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時間的實踐證明，依靠積分獎勵推進垃圾分類并不能完全解決垃圾分類問題。垃圾分類是公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積分獎勵是正確的值得褒獎的行為，兩者有著本質區別。“積分獎勵好比中藥治病的藥引子，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激勵居民分類，但它不是藥，不能‘治病’，但有些地方卻依然屢敗屢戰。”
他認為，垃圾分類應該在社會參與的基礎上推進，有些地方依靠企業雇傭人員分類，不能達到垃圾分類的目的。“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和投放責任來談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垃圾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成本高昂，實際上不可持續。我不反對市場化，市場化是垃圾分類的有效手段，但是要界定清楚市場化中邊界和責任，不能以市場化方式代替居民做垃圾分類。”
同時，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垃圾是資源，這一觀念急需改變。垃圾的首要屬性是污染物。
從事垃圾分類行業多年的環保人黃小山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系統工程。第一要解決居民分類投放的問題，這需要文化教育和素質教育；第二要解決垃圾產生者付費問題，這需要相關法律和收運的制度安排；第三要解決分類處理的問題，這需要技術的支撐和終端設施的落地；第四要解決垃圾管理的頂層設計和邏輯梳理的問題，包括：無害化資源化減量化究竟有無優先次序、BOT是否是政府的唯一選擇、排放標準是否應該和歐美看齊等。
此外，垃圾分類不能盲目分，而應選擇性分類。劉建國表示，“垃圾分類并不是盲目地越分越多就好，就能有經濟、環境和社會效益。我國當下是要選擇性分類，把特別有用的、有害的、對處理系統干擾大的垃圾分出來。這樣既能降低分類難度，還契合了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改革，與生態環境保護的趨勢相適應。比如廢紙是可以分出來的，而有些垃圾聽起來有用，但是沒有市場，還污染環境，沒有必要分出來。”
垃圾分類要因地制宜
有些地方沒有充分意識到垃圾分類的長期性，分類不精細，急于求成，但垃圾分類要穩步扎實推進
垃圾分類的“痛點”還在于設施短板。劉建國告訴記者，比如餐廚垃圾要收集處理，需要有相應的厭氧消化設施，需要城市周邊有土地能加以利用。以北京市某街道為例，每噸餐廚垃圾收集成本在1500元左右，這樣高的成本在其他城市和地區是難以實現的。
廚余垃圾分離是因為其容易干擾后端處理，并不在于其價值，適度分離的意義是提升進入終端處理系統的垃圾質量，提高后端處理系統效能和污染控制水平，改善垃圾質量。廚余垃圾中75%是水，日本的分類經驗顯示，通過瀝水，垃圾降低2%~3%含水率，垃圾總體減量10%，以此逐步推動廚余垃圾適度分類收集與清潔安全利用。
垃圾分類要因地制宜。世界上沒有統一的垃圾分類標準，縱觀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實踐，其垃圾分類都是基于自然條件和社會發展需求。“比如我國的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經濟發展水平高，有錢、人多、地少，垃圾處理系統要求高度集約化，不能占用太多土地。北京的廚余垃圾無農田可以利用。而西部烏魯木齊、西寧等城市，則是有土地資源，人口稀少，但是缺資金，垃圾分類回收趨向低端業態需求。成都、武漢、鄭州等地周邊有農田，則是廚余垃圾有利用潛力的城市。”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逐漸提高，垃圾的分類管理也需要精細化，分類門檻也應逐漸加高。“垃圾并非分出來就有出路，這是誤區，現今我國垃圾分類和處理的突出矛盾就是垃圾量大、質次、低品質。針對這種情況，各地應量力而行，分步推動，避免反復折騰，要基于地方實際情況確定分類方法和標準。”業內人士表示。
“現在有些地方沒有充分意識到垃圾分類的長期性，分類不精細，急于求成，短時間希望看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垃圾分類要穩步扎實推進。同時，政府部門、公眾、企業等各方應給予更多理解和支持。目前多地都在補短板，比如不少城市都在進行垃圾分類相應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完善、處理設施也在逐步建設中。”劉建國說。
到了真分類的時候
技術格局多元化奠定分類基礎，但垃圾持續的準確投放率低，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依賴人工或機械二次分離完成分類成主要問題
記者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我國城市才出現垃圾規范收集，到90年代才有無害化處理。本世紀以來，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提高，接下來要實現從好到優轉變。“離開現代化和多元化的垃圾處理設施去推動垃圾分類，在整體上不可能有實質性成效。北京第一臺垃圾焚燒爐2009年才投入使用，之前都進填埋場。先分后混不可避免，當時的分類收集還不具備條件。”劉建國說。
垃圾分類是推動生態文明的大事。節約原生資源、改善環境質量，進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引領綠色生活。垃圾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環節環環相扣，在投放環節全民參與，另外3個環節需要政府主導，企業實施，政府監管。
現在，垃圾到了真分類的時候。據了解，垃圾處理的技術格局已經呈現多元化趨勢，以焚燒發電和衛生填埋并舉的技術格局基本形成，雖然堆肥處理路線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但是可以預見在未來若干年，在垃圾分類的大背景下，生物處理會逐漸發展。
我國已基本具備垃圾分類條件。我國目前還在大力建設垃圾填埋場，解決無害化問題。焚燒比例已接近40%，2020年全國達到50%，東部城市達到60%。堆肥在分類背景下會有一定程度發展。
“這些都為垃圾分類處理奠定硬件基礎。由此，垃圾分類的矛盾轉變為有了垃圾分類設施，收集的垃圾依然是混合垃圾。此外，垃圾持續的準確投放率低，分類桶內實際上還是品質略有提高的混合垃圾，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依賴人工或機械二次分離完成分類。”劉建國說。
他認為，以深圳為代表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并行的雙軌策略比較務實，有望促進垃圾分類多個環節的相互協調銜接。
此外，業內人士建議要多管齊下軟硬兼施突破垃圾分類投放瓶頸。發改部門、城管、環衛等部門聯動，最好由地方“一把手”負責推動，在垃圾分類系統形成后，將最終產生生態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