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在改革開放的40年里，中國在面對歷史遺留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同時，著力解決經濟和社會發展伴生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不斷提升經濟和社會可持續協調發展的能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國正在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
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不斷推進環境保護工作。特別是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政策和制度體系逐步健全，國家立法和黨內法規建設逐步完善，執法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市場調節作用日益凸顯，生態文明法治和共治程度不斷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中國生態文明文化培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構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生態文明產業體系構建、生態文明能力建設都具有頂層的理論指導意義，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提速、成效顯著。
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包括：
一是健全黨內法規和環境立法，開展制度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重視黨內法規建設，通過制度來加強黨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暫行規定》《關于深化環境監測體制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等一系列黨內法規或改革文件出臺，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領導干部離任環境審計等舉措得以實施，各級黨委、人大和政府更加重視環境保護。2015年1月1日，新《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氛圍正在形成。
二是實行環境保護“黨政同責”與“一崗雙責”，促進環境共治。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措施，有效地發揮了地方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司法機關、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三是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環境保護督查，倒逼地方轉型和提質增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動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突出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治理體系中的作用，突出其他監管部門的分工負責作用，并配套以失職追責的機制。因為環境保護方面存在問題，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做出深刻檢查，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被約談，地方黨委和政府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擺上更重要的位置。
四是打擊監測數據和環境治理作假行為，開展環境信用管理。《環境保護法》針對排污單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行為規定了行政拘留的措施；針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行為，規定了行政處罰的措施。《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關于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關于深化環境監測體制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陸續出臺。
五是開展區域統籌和優化工作，改善區域環境質量。國家加強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汾渭平原、長江經濟帶等區域和流域的環境保護協調工作。通過“多規合一”、劃定生態紅線、建立健全區域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區域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等，優化了區域產業布局，預防和控制了區域環境風險，區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正在全面建立。
總體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變化，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進入認識最深、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時期。可以說是五個“前所未有”：思想認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臺頻度之密前所未有；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從地方實踐來看，具體成效包括：
通過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一些地方通過特色發展、優勢發展、錯位發展，增強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與比較優勢，減少污染和資源消耗，綠色發展模式正在確立。在生態保護方面，通過“綠盾”行動等措施，侵占自然保護區、破壞濕地、污染環境的現象被大力遏制，一批綜合和特色的國家公園已經建立，一些物種正在恢復，生物系統的穩定性得以增強。在環境質量改善方面，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2017年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分別下降39.6%、34.3%、27.7%，分別達到64、44和35微克/立方米。在經濟發展質量方面，企業發展活力和經濟發展質效繼續提升。
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挑戰及建議
雖然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中國目前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發展差異很大。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生態環境形勢仍然嚴峻，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挑戰仍然很大。各地應按照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通過均衡發展和充分發展來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協調共進問題。
一是各區域生態文明理念的樹立存在差異。因為條件、基礎不同，在發達地區，生態文明理念正進入自信和自覺階段，環境保護成為社會共識。而在一些欠發達中西部地區，生態文明理念仍然處于灌輸和自發階段，環境保護工作壓力層層衰減。在環境共治方面，一些地方公眾參與程度仍然較低，參與模式單一。
二是生態文明建設能力發展不均衡。一些地區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重、產業分布偏亂、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下降，需要予以長效地解決。在一些中西部地區，經濟和技術發展落后，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的歷史欠債多，生態文明建設的內生動力不足，難以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和布局優化的要求。一些地區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綠色發展能力差，仍然在發展黑色經濟，接受發達地區污染型產業的轉移。
三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協調能力有待提升。環境保護既不能違背環境保護規律，也不能違背經濟發展規律，但是一些地方環境保護行動缺乏區域和領域的靈活性，對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能力考慮不足，一些地方出現執法“一刀切”現象。
四是環境保護責任追究仍需加強。一些地方捂蓋子的現象比較普遍，環境問題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虛假整改的現象，平時不用力、接受督察后“一刀切”的問題較多，責任追究難以落實。
五是生態文明建設系統性和協調性不足。一些地方改革文件沒有考慮基層實際情況和各地財政承受能力的差異，缺乏可實施性。由于視角與方法的不同，各部門下發的改革文件，尺度、標準、方法與目標也不同。
具體來看，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以下建議：
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和法律制定方面，要加強系統性和協調性。建議制定生態文明促進方面的基本法律，從宏觀、系統的角度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改革指明方向，做出規劃，提出要求，統領生態文明有關的法律法規。建議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形成各方面、各層級共同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防治的合力。
在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方面，需要考慮各地發展差異。我國地域廣袤，行業、區域和城鄉差距仍然很大，各地各行業的轉型期窗口時間不一樣，轉型的能力和進度不一樣，因此，政策和目標既要有原則性，也要考慮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保證措施的可操作性。按照污染防治攻堅戰部署，可針對每類戰役制定攻堅計劃和考核辦法，合理確定總目標和年度任務，實行中期考核和終期驗收，確保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預期成效。
在生態文明體制建設方面，需要疏通堵點，保證制度和機制的順暢運行。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區域化、流域化監管體制的改革，體現統籌性、協調性，與屬地監管有機結合。全面落實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盡職免責的環境監管制度，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環境保護形式主義，杜絕生態環境監測數據作假的現象。
在生態文明的制度和機制建設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創新。在加強事中監管和事后的補救制度建設的基礎上，需要加強事前預防性的制度建設，建立工業園區和開發園區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區域環境風險控制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風險控制相結合。要創新機制特別是信息化、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社會監督和公益訴訟機制，建立行政處罰、引咎辭職、訴訟受理和行政追責等行政措施或者行政處罰自動啟動的機制。要創新管理模式，通過行政管制、市場調節、技術服務、信用管理相結合的措施，適應新形勢下生態環境保護方式的轉型需要。
在生態文明共治方面，需要構建生態環境保護社會行動體系。比如，信息公開方面，各級地方政府建立環境信息公開的模板，開展考核。加強業務培訓，提高信息公開負責人員對環境信息公開法律法規的認識，提高網站管理水平，防止目前一些地方宣傳教育網絡空心化、形式化。在公眾參與方面，對環保社會組織開展輔導，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方式，鼓勵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與環境保護社會組織合作，開展培訓、宣傳、社會調查、技術服務和監督。
在生態文明的保障措施方面，需要加強與工作需要相適應的能力建設。深入開展全民生態文明宣教工作，加強對“關鍵少數”的生態文明理念培育工作。對照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要求，督促地方開展“多規合一”、區域空間開發利用布局優化、城鄉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實現標本兼治，促進各地方、各行業更好地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不斷推進環境保護工作。特別是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政策和制度體系逐步健全，國家立法和黨內法規建設逐步完善，執法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市場調節作用日益凸顯，生態文明法治和共治程度不斷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中國生態文明文化培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構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生態文明產業體系構建、生態文明能力建設都具有頂層的理論指導意義，生態文明建設全面提速、成效顯著。
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包括：
一是健全黨內法規和環境立法，開展制度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重視黨內法規建設，通過制度來加強黨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領導。《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暫行規定》《關于深化環境監測體制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等一系列黨內法規或改革文件出臺，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領導干部離任環境審計等舉措得以實施，各級黨委、人大和政府更加重視環境保護。2015年1月1日，新《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的法治氛圍正在形成。
二是實行環境保護“黨政同責”與“一崗雙責”，促進環境共治。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等措施，有效地發揮了地方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司法機關、社會組織、企業和個人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三是開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環境保護督查，倒逼地方轉型和提質增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動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突出地方黨委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治理體系中的作用，突出其他監管部門的分工負責作用，并配套以失職追責的機制。因為環境保護方面存在問題，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做出深刻檢查，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被約談，地方黨委和政府將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擺上更重要的位置。
四是打擊監測數據和環境治理作假行為，開展環境信用管理。《環境保護法》針對排污單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行為規定了行政拘留的措施；針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公職人員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行為，規定了行政處罰的措施。《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關于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關于深化環境監測體制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陸續出臺。
五是開展區域統籌和優化工作，改善區域環境質量。國家加強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汾渭平原、長江經濟帶等區域和流域的環境保護協調工作。通過“多規合一”、劃定生態紅線、建立健全區域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區域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等，優化了區域產業布局，預防和控制了區域環境風險，區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正在全面建立。
總體來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從認識到實踐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變化，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進入認識最深、力度最大、舉措最實、推進最快，也是成效最好的時期。可以說是五個“前所未有”：思想認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制度出臺頻度之密前所未有；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環境質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從地方實踐來看，具體成效包括：
通過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一些地方通過特色發展、優勢發展、錯位發展，增強產品和服務的科技含量與比較優勢，減少污染和資源消耗，綠色發展模式正在確立。在生態保護方面，通過“綠盾”行動等措施，侵占自然保護區、破壞濕地、污染環境的現象被大力遏制，一批綜合和特色的國家公園已經建立，一些物種正在恢復，生物系統的穩定性得以增強。在環境質量改善方面，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2017年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分別下降39.6%、34.3%、27.7%，分別達到64、44和35微克/立方米。在經濟發展質量方面，企業發展活力和經濟發展質效繼續提升。
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挑戰及建議
雖然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看到，中國目前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區域發展差異很大。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應看到生態環境形勢仍然嚴峻，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挑戰仍然很大。各地應按照綠色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通過均衡發展和充分發展來解決環境與發展的協調共進問題。
一是各區域生態文明理念的樹立存在差異。因為條件、基礎不同，在發達地區，生態文明理念正進入自信和自覺階段，環境保護成為社會共識。而在一些欠發達中西部地區，生態文明理念仍然處于灌輸和自發階段，環境保護工作壓力層層衰減。在環境共治方面，一些地方公眾參與程度仍然較低，參與模式單一。
二是生態文明建設能力發展不均衡。一些地區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重、產業分布偏亂、環境資源承載能力下降，需要予以長效地解決。在一些中西部地區，經濟和技術發展落后，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的歷史欠債多，生態文明建設的內生動力不足，難以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和布局優化的要求。一些地區傳統的粗放式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綠色發展能力差，仍然在發展黑色經濟，接受發達地區污染型產業的轉移。
三是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協調能力有待提升。環境保護既不能違背環境保護規律，也不能違背經濟發展規律，但是一些地方環境保護行動缺乏區域和領域的靈活性，對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能力考慮不足，一些地方出現執法“一刀切”現象。
四是環境保護責任追究仍需加強。一些地方捂蓋子的現象比較普遍，環境問題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虛假整改的現象，平時不用力、接受督察后“一刀切”的問題較多，責任追究難以落實。
五是生態文明建設系統性和協調性不足。一些地方改革文件沒有考慮基層實際情況和各地財政承受能力的差異，缺乏可實施性。由于視角與方法的不同，各部門下發的改革文件，尺度、標準、方法與目標也不同。
具體來看，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以下建議：
在生態文明建設政策和法律制定方面，要加強系統性和協調性。建議制定生態文明促進方面的基本法律，從宏觀、系統的角度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改革指明方向，做出規劃，提出要求，統領生態文明有關的法律法規。建議進一步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改革，形成各方面、各層級共同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和環境污染防治的合力。
在生態文明建設目標方面，需要考慮各地發展差異。我國地域廣袤，行業、區域和城鄉差距仍然很大，各地各行業的轉型期窗口時間不一樣，轉型的能力和進度不一樣，因此，政策和目標既要有原則性，也要考慮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性，保證措施的可操作性。按照污染防治攻堅戰部署，可針對每類戰役制定攻堅計劃和考核辦法，合理確定總目標和年度任務，實行中期考核和終期驗收，確保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預期成效。
在生態文明體制建設方面，需要疏通堵點，保證制度和機制的順暢運行。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區域化、流域化監管體制的改革，體現統籌性、協調性，與屬地監管有機結合。全面落實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盡職免責的環境監管制度，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環境保護形式主義，杜絕生態環境監測數據作假的現象。
在生態文明的制度和機制建設方面，要進一步加強創新。在加強事中監管和事后的補救制度建設的基礎上，需要加強事前預防性的制度建設，建立工業園區和開發園區的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區域環境風險控制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風險控制相結合。要創新機制特別是信息化、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社會監督和公益訴訟機制，建立行政處罰、引咎辭職、訴訟受理和行政追責等行政措施或者行政處罰自動啟動的機制。要創新管理模式，通過行政管制、市場調節、技術服務、信用管理相結合的措施，適應新形勢下生態環境保護方式的轉型需要。
在生態文明共治方面，需要構建生態環境保護社會行動體系。比如，信息公開方面，各級地方政府建立環境信息公開的模板，開展考核。加強業務培訓，提高信息公開負責人員對環境信息公開法律法規的認識，提高網站管理水平，防止目前一些地方宣傳教育網絡空心化、形式化。在公眾參與方面，對環保社會組織開展輔導，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方式，鼓勵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與環境保護社會組織合作，開展培訓、宣傳、社會調查、技術服務和監督。
在生態文明的保障措施方面，需要加強與工作需要相適應的能力建設。深入開展全民生態文明宣教工作，加強對“關鍵少數”的生態文明理念培育工作。對照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要求，督促地方開展“多規合一”、區域空間開發利用布局優化、城鄉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實現標本兼治，促進各地方、各行業更好地協調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