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的5名大學生，為了解垃圾分類在杭州真實的推進情況，利用暑假時間，整整一個月奔走在各個社區。而今，一份3萬字的調研論文出爐。經過走訪和調研，大學生們心心念念想要尋找一種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然而事實證明，這在實際生活中有點難。
當李思遠用計算機繪制出杭州居民垃圾分類現狀流程圖時，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方舟寧忍不住調侃他：“如此清晰、有邏輯地展現流程圖，也只有學計算機的你了，給李思遠童鞋打call。”
在選擇暑期調研主題時，大學生們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垃圾分類。作為一種放錯位置的資源，垃圾對環境保護和資源循環利用意義重大。而杭州是全國垃圾分類城市的先行者，早在2015年就頒布并實行了《杭州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3年過去了，杭州市的垃圾分類現狀如何，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著眼于這兩個主題，由徐翊宸任隊長，方舟寧、陳奇觀、婁汪揚和李思遠組建的“杭兒分隊”，和垃圾分類進行了一場親密接觸。
5位大學生走訪了負責杭州市垃圾分類的杭州市市容環境衛生監督中心，采訪了近幾年因做垃圾分類而發展起來的“物盡其用”公司，也拜訪了7個各有特色的垃圾分類優秀小區。“我們發現，現階段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實用。以居民生活垃圾的前端分類來說，要講究因地制宜，不同社區環境適用不同的模式。”調研報告的第一作者李思遠說。
最終，他們梳理出了一份3萬多字的調研報告，從調研的社區中“概括”出目前居民生活的兩大類垃圾分類模式：社區主導型和社區+企業合作型。
1 摸著石頭過河的“社區主導型”模式
杭州是一個新老社區融匯的城市。大學生們先走訪了一些老社區。徐翊宸發現，老城區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區，“這些社區基礎設施較差、物業水平低，一般垃圾分類企業相對也涉足較少。” 徐翊宸說。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老小區不見得垃圾分類做得不好，社區工作者自有其高招。在大學路社區，有一個垃圾房是作為社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試點，在規定投放垃圾的時間段，分類垃圾桶會從垃圾房里拉出來供居民投放。過了這個時間段，垃圾桶就會“消失”，進入鎖著的垃圾房里。
這個試點的垃圾房專門分配了兩位保潔員和兩個志愿者，在居民投放垃圾時進行分類指導。大學生調研時，正好保潔員大姐正在工作。她說：“大部分居民都是很配合的，分類做得很好，也有少部分不配合分類的，我們就會勸說和幫助他們。再不行的話，社區工作人員就會上門。”但也有一些不愿分類的“釘子戶”，“沒辦法，只能我自己為他們分好類再投放”。
大學路社區書記張怡解釋了社區垃圾分類的情況。“大學路社區是杭州市的第一批試點，前面沒有人這么做過，所以每一步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另一個老社區新華坊社區，社區干部會深入居民家中進行指導和監督，通過分發分類垃圾桶和垃圾袋，不同顏色的垃圾袋對應不同的垃圾，讓居民慢慢先著手開始分類，逐漸培養居民的分類意識。每個社區每天都會上傳檢查后的照片進行反饋，由此營造競爭氛圍，對做得好的居民進行表揚。社區工作人員還去現場參觀垃圾運輸過程，并拍照放在社區網站上公示，以打消居民對后端混淆運輸的疑慮。
最終，經過走訪多家老社區，徐翊宸表示：“我們把老社區的垃圾分類叫社區主導型。”這種類型的垃圾分類一般由社區組織承擔分類工作責任，主要責任人和監督人是社區組織，以基層黨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為主，直接責任人為物業的清潔員等。垃圾分類的宣傳發動由街道、社區組織，社區相關負責人和志愿者具體推進。垃圾回收處理由政府主導的垃圾直運公司負責廚余、其他垃圾，分開運輸，個體戶進行可回收物分類回收。
2 積分換物激勵的“社區+企業合作”模式
與新小區所對應的，是杭州在2015年后涌現出的許多社區和新型垃圾分類企業主導的新型垃圾分類模式試點。一方面結合了物聯網與互聯網技術，采取了智能設備、二維碼垃圾袋等；另一方面在傳統模式的基礎上積極創新，形成“桶長制”、分區責任制等責任落實新思路。
李思遠是計算機專業學生，他對新小區的智能化垃圾分類很感興趣。他發現，如海天社區和朗詩國際街區這樣的新小區，一般將垃圾分類工作外包給第三方公司運作。“公司負責投放智能垃圾分類設備，同時與附近超市合作，居民正確分類并投入智能垃圾分類裝置中后，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積分，到超市兌換生活用品。” 李思遠說。
經過近一年的試點后，這兩個社區的垃圾分類都做得比較成熟，其中朗詩國際街區還成為了杭州市垃圾分類示范小區。
從目前參與垃圾分類的物資回收公司來看，僅僅靠可回收物產生的經濟效益并不足以實現盈利，仍然需要較大的政府補貼。杭州物盡其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宋亞東說：“紙可以細分為十幾類，各種藥紙盒、報紙、封面銅版紙等，不同類別的紙價值不同，但是居民通常分不清楚，會全部混在一起。”物資回收公司將這些紙回收以后，最終往往按照最低的紙品價格賣給生產企業，經濟收益由此也會大打折扣。
3 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普遍性依然是“痛點”
在杭州市，目前垃圾分類的試點小區大概占所有小區的十分之一，即使是試點小區，覆蓋的范圍也從20%~80%不等，沒能實現全覆蓋，尤其對一些出租戶，管理上更為困難。
“我們感覺垃圾分類仍處于初級階段。相比于非居民單位，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存在責任主體較分散的情況，雖然政府已在垃圾分類流程各環節中大量投入，但要真正在社區落地仍然存在難點。不僅是居民前端分類難，而且垃圾分類各環節主體間關聯性較低，難以形成完整垃圾回收產業鏈。”徐翊宸說。
“可回收垃圾也是現階段分類的一個難點，由于城管部門在逐步取締不規范的個體戶回收，現在可回收垃圾中高價值回收物主要由企業、回收站等進行回收，但一些低價值的可回收物由于占地面積較大、回收利潤低而很少被回收，可能會混入廚余垃圾或者其他垃圾。”婁汪揚補充說。
在陳奇觀看來，垃圾分類要從無到有，形成習慣，當前也只能先通過新的利益關系去建構，積分獎勵也好，熟人的引導監督也罷，都是一種利益關系的形式。目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發，技術上也還有盲點，只能逐步往前推進。
針對目前國內生活垃圾分類存在的問題，清華大學教授劉建國認為，目前推進居民垃圾分類工作呈木桶效應。木桶長板在于政府主導、資金保障、頂層設計、基層創新，短板依然是全民參與。而決定垃圾分類整體成效的進度快慢，主要取決于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參與的普遍程度。“垃圾分類是一項需要穩步、扎實推進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政府部門、公眾、企業等多方要協同起來，共同推進。”劉建國說。
當李思遠用計算機繪制出杭州居民垃圾分類現狀流程圖時，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方舟寧忍不住調侃他：“如此清晰、有邏輯地展現流程圖，也只有學計算機的你了，給李思遠童鞋打call。”
在選擇暑期調研主題時，大學生們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垃圾分類。作為一種放錯位置的資源，垃圾對環境保護和資源循環利用意義重大。而杭州是全國垃圾分類城市的先行者，早在2015年就頒布并實行了《杭州生活垃圾管理條例》。
3年過去了，杭州市的垃圾分類現狀如何，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著眼于這兩個主題，由徐翊宸任隊長，方舟寧、陳奇觀、婁汪揚和李思遠組建的“杭兒分隊”，和垃圾分類進行了一場親密接觸。
5位大學生走訪了負責杭州市垃圾分類的杭州市市容環境衛生監督中心，采訪了近幾年因做垃圾分類而發展起來的“物盡其用”公司，也拜訪了7個各有特色的垃圾分類優秀小區。“我們發現，現階段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實用。以居民生活垃圾的前端分類來說，要講究因地制宜，不同社區環境適用不同的模式。”調研報告的第一作者李思遠說。
最終，他們梳理出了一份3萬多字的調研報告，從調研的社區中“概括”出目前居民生活的兩大類垃圾分類模式：社區主導型和社區+企業合作型。
1 摸著石頭過河的“社區主導型”模式
杭州是一個新老社區融匯的城市。大學生們先走訪了一些老社區。徐翊宸發現，老城區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區，“這些社區基礎設施較差、物業水平低，一般垃圾分類企業相對也涉足較少。” 徐翊宸說。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老小區不見得垃圾分類做得不好，社區工作者自有其高招。在大學路社區，有一個垃圾房是作為社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試點，在規定投放垃圾的時間段，分類垃圾桶會從垃圾房里拉出來供居民投放。過了這個時間段，垃圾桶就會“消失”，進入鎖著的垃圾房里。
這個試點的垃圾房專門分配了兩位保潔員和兩個志愿者，在居民投放垃圾時進行分類指導。大學生調研時，正好保潔員大姐正在工作。她說：“大部分居民都是很配合的，分類做得很好，也有少部分不配合分類的，我們就會勸說和幫助他們。再不行的話，社區工作人員就會上門。”但也有一些不愿分類的“釘子戶”，“沒辦法，只能我自己為他們分好類再投放”。
大學路社區書記張怡解釋了社區垃圾分類的情況。“大學路社區是杭州市的第一批試點，前面沒有人這么做過，所以每一步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另一個老社區新華坊社區，社區干部會深入居民家中進行指導和監督，通過分發分類垃圾桶和垃圾袋，不同顏色的垃圾袋對應不同的垃圾，讓居民慢慢先著手開始分類，逐漸培養居民的分類意識。每個社區每天都會上傳檢查后的照片進行反饋，由此營造競爭氛圍，對做得好的居民進行表揚。社區工作人員還去現場參觀垃圾運輸過程，并拍照放在社區網站上公示，以打消居民對后端混淆運輸的疑慮。
最終，經過走訪多家老社區，徐翊宸表示：“我們把老社區的垃圾分類叫社區主導型。”這種類型的垃圾分類一般由社區組織承擔分類工作責任，主要責任人和監督人是社區組織，以基層黨組織、社區自治組織為主，直接責任人為物業的清潔員等。垃圾分類的宣傳發動由街道、社區組織，社區相關負責人和志愿者具體推進。垃圾回收處理由政府主導的垃圾直運公司負責廚余、其他垃圾，分開運輸，個體戶進行可回收物分類回收。
2 積分換物激勵的“社區+企業合作”模式
與新小區所對應的，是杭州在2015年后涌現出的許多社區和新型垃圾分類企業主導的新型垃圾分類模式試點。一方面結合了物聯網與互聯網技術，采取了智能設備、二維碼垃圾袋等；另一方面在傳統模式的基礎上積極創新，形成“桶長制”、分區責任制等責任落實新思路。
李思遠是計算機專業學生，他對新小區的智能化垃圾分類很感興趣。他發現，如海天社區和朗詩國際街區這樣的新小區，一般將垃圾分類工作外包給第三方公司運作。“公司負責投放智能垃圾分類設備，同時與附近超市合作，居民正確分類并投入智能垃圾分類裝置中后，就可以得到相應的積分，到超市兌換生活用品。” 李思遠說。
經過近一年的試點后，這兩個社區的垃圾分類都做得比較成熟，其中朗詩國際街區還成為了杭州市垃圾分類示范小區。
從目前參與垃圾分類的物資回收公司來看，僅僅靠可回收物產生的經濟效益并不足以實現盈利，仍然需要較大的政府補貼。杭州物盡其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宋亞東說：“紙可以細分為十幾類，各種藥紙盒、報紙、封面銅版紙等，不同類別的紙價值不同，但是居民通常分不清楚，會全部混在一起。”物資回收公司將這些紙回收以后，最終往往按照最低的紙品價格賣給生產企業，經濟收益由此也會大打折扣。
3 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普遍性依然是“痛點”
在杭州市，目前垃圾分類的試點小區大概占所有小區的十分之一，即使是試點小區，覆蓋的范圍也從20%~80%不等，沒能實現全覆蓋，尤其對一些出租戶，管理上更為困難。
“我們感覺垃圾分類仍處于初級階段。相比于非居民單位，居民生活垃圾分類存在責任主體較分散的情況，雖然政府已在垃圾分類流程各環節中大量投入，但要真正在社區落地仍然存在難點。不僅是居民前端分類難，而且垃圾分類各環節主體間關聯性較低，難以形成完整垃圾回收產業鏈。”徐翊宸說。
“可回收垃圾也是現階段分類的一個難點，由于城管部門在逐步取締不規范的個體戶回收，現在可回收垃圾中高價值回收物主要由企業、回收站等進行回收，但一些低價值的可回收物由于占地面積較大、回收利潤低而很少被回收，可能會混入廚余垃圾或者其他垃圾。”婁汪揚補充說。
在陳奇觀看來，垃圾分類要從無到有，形成習慣，當前也只能先通過新的利益關系去建構，積分獎勵也好，熟人的引導監督也罷，都是一種利益關系的形式。目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發，技術上也還有盲點，只能逐步往前推進。
針對目前國內生活垃圾分類存在的問題，清華大學教授劉建國認為，目前推進居民垃圾分類工作呈木桶效應。木桶長板在于政府主導、資金保障、頂層設計、基層創新，短板依然是全民參與。而決定垃圾分類整體成效的進度快慢，主要取決于我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和全民參與的普遍程度。“垃圾分類是一項需要穩步、扎實推進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政府部門、公眾、企業等多方要協同起來，共同推進。”劉建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