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碳中和遠景目標要有理性思維，本文提出要注重三個統籌。第一，要統籌考慮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2035、2050“兩步走”的戰略實施和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實現，把握好能源革命的節奏。第二，要統籌考慮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零碳能源項目建設和能源電力系統扁平化、智能化轉型，不能顧此失彼。第三，要統籌考慮能源系統轉型和能源體制改革，通過改革為能源轉型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結合三個統籌，提出如下幾點具體建議：

（1）以2035年為分界點，2035年以前按照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2030年25%、2035年30%-35%的目標穩步推進能源革命，不宜再層層加碼；2035年之后能源革命加速推進。

（2）不能把推進能源革命簡單等同于做大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規模，要規避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風電、太陽能發電建設是“瘸腿式”的能源轉型之路。

（3）從短期供電安全角度看，要為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配套充足的靈活性電源備用機組建設。但從長遠角度看，要規避可再生能源與火電“比翼齊飛”式的能源轉型之路。

（4）加快建設電力中長期電力市場、電力現貨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和可能的容量市場等，使各種電力資源都能市場交易中實現其經濟價值，并通過配額制和綠證交易機制、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等來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清潔低碳“溢價”。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2020年12月12日，習主席在氣候雄心峰會上再次進行碳中和宣示，并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碳中和宣示是習主席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于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提升國際影響力、領導力均具有深遠意義。碳中和也為我國能源革命明確了戰略目標，就是最終要建成零碳能源體系，基本結束化石能源時代。這是全球能源轉型的大勢所趨，超前謀劃和積極部署對于我國順應并引領全球經濟技術變革趨勢、占領未來產業制高點、打造核心競爭力，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但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碳中和是遠景目標，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大躍進”，我們要保持“熱切的心情，冷靜的頭腦”。本文認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要注重三個“統籌”。

一、統籌好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兩步走”戰略與碳達峰、碳中和承諾，把握好能源革命的節奏

今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元年，也是碳中和宣示加快推進能源革命的元年。按照黨的十九大的戰略部署，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年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另一方面，按照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兩步走”戰略的實施和碳達峰、碳中和承諾的兌現要統籌考慮，二者交匯的核心是能源革命，把握好能源革命的節奏至關重要。

當前我國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100億噸左右。按照2030年能源消費總量60億噸標準煤的高值（意味著未來十年能源消費年均增量超過1億噸），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5%，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消費比重分別為45%、15%和15%計算，到2030年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為105億噸左右，比當前增加5億噸左右，考慮到工業過程碳減排空間，可以實現2030年之前碳達峰的目標。如果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57億噸標準煤以下，則2030年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將減少到100億噸以里，即使不考慮工業過程的碳減排，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自身就可以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由此可見，按照2030年25%的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可以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

2030年之后，隨著能源消費總量逐步達峰，能源消費結構的進一步低碳化，二氧化碳排放將顯著減少。如果將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確定為30%，按照能源消費總量60億噸標準，煤炭、石油、天然氣消費比重分別為40%、14%、16%測算，2035年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將降低到97億噸，如果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確定為35%，按照能源消費總量60億噸標準，煤炭、石油、天然氣消費比重分別為35%、14%、16%測算，則2035年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將降低到89億噸。如果加大節能提效力度，降低能源消費總量，則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還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上述測算表明，將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目標確定在30%-35%，即按照到203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三分之一左右的戰略目標來推進2035年之前的能源轉型，可以保障2030年碳達峰之后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量顯著下降，即在實現碳達峰之后逐步進入碳中和的軌道。在這樣的情況下，考慮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兩步走”的戰略，在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前應該更加注重經濟發展與能源轉型的平衡，2035年之前能源革命的目標不應再層層加碼。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人均GDP略高于1萬美元，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90%，在全球排名第65。按照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要求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大臺階。根據當前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總體上判斷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要求人均GDP提高到2-2.5萬美元，在全球排名升至30名左右，這要求保持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此可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還有重要的發展任務。當然，我們要高質量發展，需要推進能源轉型，這毋庸置疑。但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能源轉型是需要成本的。尤其是在短期內，在我國既成的規模龐大的能源生產基礎設施和產能的格局下，在與低碳能源體系相耦合的新技術、新業態尚未成熟甚至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如果能源轉型的步伐邁得太大，會給經濟發展帶來過大的成本壓力。從長遠的角度看，隨著一些傳統能源基礎設施的自然退役和產能退出，隨著能源技術的進步和新業態的成長，能源轉型的成本有望大幅度下降。基于此，在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前，更加注重經濟發展與能源轉型的平衡，在2035年之后加速推進能源轉型，可能比單調的、線性的思維更加合理。

二、統籌好風電、太陽能發電建設與靈活性電力資源供給，加快推進電力系統轉型

風電、太陽能發電的大規模發展是推進能源革命、實現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但也要充分認識到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發展是能源轉型的支柱之一而不是唯一。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中勾畫出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1）可再生能源轉型；（2）將全世界的每一棟建筑變成即時收集可再生能源資源的微型發電廠；（3）在每一棟建筑采用氫能和其他存儲技術，使建筑的每一部分都能存儲間歇式能量；（4）用互聯網技術把各大陸地的電網轉變成一個能夠實現能源共享的互聯電網，其運行起來就像現在的互聯網（當上百萬的建筑即時、就地生產出自己的一小部分能量時，他們可以將剩余的能量送回電網并與臨近的大陸共享電力）；（5）逐步將交通車輛轉為插入式電動和燃料電池汽車，這些車輛可以在一個智能的、大陸間的、互助運行的電網上買賣電力。這五大支柱實際上可以進一步歸納為兩大方面：一是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利用，尤其是分散式利用；二是能源系統運行模式變革，尤其是電力系統重塑，分散式可再生能源、儲能、新能源汽車、能源互聯網等是新型電力系統的核心元素。因此，不能把推進能源革命簡單等同于做大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規模，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風電、太陽能發電建設是“瘸腿式”的能源轉型，必然走不遠。

在當前的能源電力系統下，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間歇性、不穩定性電源建設必然要求配套以相應規模的靈活性電源備用容量建設，否則，當風電、太陽能發電因風光資源約束無法提供出力時，電力供需平衡就可能會出現問題。去年夏天，美國加州分區輪流停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大跨步開展能源轉型（2018年9月，加州簽署了名為《加利福尼亞州可再生能源組合標準方案：溫室氣體減排》的法案，目標是：2026年可再生能源供電占全州供電的50%；2030年之前該比例提高到60%；到2045年年底，要實現全行業的100%可再生能源和零碳能源供電。）的同時，沒有實現正確的能源組合，缺乏充足的電力資源。“十三五”期間，我國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增加了3億多千瓦，與此同時，火電裝機容量也增加了2億多千瓦。那么，未來風電、太陽能發電機組更大規模、增速更快的建設是否需要繼續擴大火電裝機規模？這是我國當前電力規劃中面臨的重大難題。如果不配套建設相應規模的火電機組，“十四五”期間風電、太陽能發電比重高的地區在風光出力不足的用電高峰時段就很有可能出現電力供需缺口。但是，繼續擴大火電裝機規模，無疑會增加“冗余”，大幅提高系統成本并最終體現為用電成本。而且，繼續擴大高碳基礎設施和產能規模并不符合能源轉型的方向，容易形成鎖定效應。

從短期供電安全角度看，必然要求為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配套充足的靈活性電源備用機組建設。但從長遠角度看，可再生能源與火電“比翼齊飛”式的能源轉型之路顯然是行不通的。解決這一兩難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要加快推進電力系統轉型，搭建能源轉型的另一重要支柱。這其中的核心要素：一是各種儲能技術的部署和運用；二是需求側響應機制的建立；三是微電網項目和智能配電網的建設；四是柔性和靈活可調度資源的充分發掘；五是能源互聯網建設；等等。當然，電力系統轉型的新技術、新業態需要一個成長時間，也需要在體制機制首先理順。在此之前，要合理把握好風電和太陽能發電的建設節奏，要避免“一窩蜂”和“大躍進”。

三、統籌好能源系統與能源體制的“雙轉型”，構建基于市場的機制

能源系統轉型要有相應的體制機制作為保障，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要求構建基于市場的機制（market-based mechanism），而不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我國能源市場化改革起步較晚，市場機制尚不健全，市場體系尚不完善，面臨著能源系統轉型與能源體制改革疊加的獨特問題。因此，需要統籌好能源系統與能源體制的“雙轉型”，統籌好能源轉型政策設計與能源市場化改革，實現能源系統轉型與能源體制改革的相互協調、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掣肘。

以電力系統轉型為例，由于風電與光伏發電具有間歇性和波動性特征，隨著風、光發電比重的上升，必然要求電力系統以更高的靈活性來應對這種波動性，包括挖掘既有的靈活性資源（如抽水蓄能、火電機組靈活性改造、需求側集成等）和投資于其他新的靈活性資源（如儲能）。那么，如何遵循系統成本最小化的路徑實現電力轉型？顯然，單純依靠“計劃”和行政的力量是行不通的。比如，近期全國有多個省出臺了光伏發電站必須配10%儲能的規定，可能就是非成本最小化的一種轉型路徑。

目前，我國電力系統靈活性比較差，遠不能滿足波動性風光電并網規模快速增長的要求。我國電力系統靈活性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機制和相關激勵機制缺失，靈活性資源價值無法實現，各類經濟主體沒有激勵提供靈活性資源。因為沒有市場，即使靈活性的提供有技術可行性，但靈活性資源由誰來提供，提供多少，缺乏市場信號。強令某些經濟主體提供靈活性，可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方式，且效果也有限。另外，原有一些政策和做法繼續延續和強化，在相當程度降低了電力系統的靈活性。比如，以降低發電煤耗為導向的煤電機組“關小上大”政策，未能充分考慮煤電機組在電力低碳轉型中功能的變化：隨著波動性風光電比例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煤電機組將從電量提供者轉變為容量提供者和備用電源，越來越多的時間處于低負荷運行狀態，成為靈活性電源。顯然，機組規模越大，靈活性越差。而且，60萬千瓦的超臨界機組如果低負荷運行，煤耗和排放都會大幅度增加，節能減排的目的也無法實現。

因此，能源系統轉型要求加快能源體制改革，特別是要切實推進電力體制市場化改革，設計合理的中長期電力市場、電力現貨市場、輔助服務市場和可能的容量市場等，使各種電力資源都能市場交易中實現其經濟價值，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當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過配額制和綠證交易機制、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等來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清潔低碳“溢價”。

參考文獻：

1.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

2.杜祥琬：“碳達峰與碳中和引領能源革命”，《中國科學報》，2020-12-22。

3.朱彤、王蕾：《國家能源轉型：德、美實踐與中國選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