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杠桿、去補貼和通貨緊縮”的大背景下，存量光伏電站補貼拖欠、新增規模指標凍結，我國光伏行業“用增量化解存量”的傳統發展模式失效，光伏經濟何去何從?

只有認清形勢、正視困難、革故鼎新，充分發掘光伏能源作為可再生能源和綠色電力的獨特經濟價值，釋放光伏經濟的紅利并與全民分享，才能讓這個產業的明天更精彩。

短期內難以成為剛需能源

從傳統能源的角度看，光伏發電有著自身顯著的特點，優勢較為突出，劣勢同樣明顯。

其優勢在于，資源無窮無盡、分布廣泛，可與用能終端同步移動，系統裝機規模也是可大可小、任意靈便。劣勢則在于，靠天吃飯、能量密度低，在現有能源體系中競爭力較弱。

由于光照資源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控，光伏發電具有季節性、區域性和間歇性的特點，其電力生產帶有明顯的波動性和隨機性特征，在洪災、旱災、冰雹等極端天氣下，還存在顆料無收的風險。

同時，與火電、水電、核電乃至風電相比，光伏發電的單位規模產出相對偏弱，低能量密度的特點決定了其規模效益需要密集的資本和土地空間作為支撐，會受到來自土地、環境、空間、消納等方面的深層次約束。

加之成本偏高，造成光伏發電的競爭力明顯較弱，短期內還難以像火電、汽油那樣成為供應民生的剛需能源。

重生產輕應用，產業價值曲線被嚴重扭曲

這些年光伏產業火得一塌糊涂，但在供給側主導推動的發展中，產能投資和裝機規模一路狂飆突進，而補貼拖欠和限電等影響終端投資回報的關鍵問題卻一再被忽略。

2013年前，中國光伏產業是典型的“兩頭在外”，原材料來源和產能消化幾乎都完全依賴國外市場，因此整個產業因歐美“雙反”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2013年后，卻又在國產化和內需戰略下走向另一個極端，整個產業鏈基本全部自產自銷自用，國內產能和裝機規模迅速超出規劃上線，造成補貼嚴重不足，決策層不得不壓制內需，導致行業內外苦不堪言。

從數據上看，雖然“531”政策對裝機指標進行了凍結式嚴控，但實際上裝機增長依舊強勢。

數據顯示，2018年前9個月，國內光伏新增裝機34.5GW;多晶硅產量17.84萬噸，同比增長4.94%;硅片產量約63.3GW，同比增長2.1%;電池片產量約53.6GW，同比增長5.1%;組件產量54.9GW，同比增長約3.58%。

但與規模裝機并不匹配的是，由于限電限發問題突出，致使許多光伏電站設備利用率常年嚴重不足，造成極大的投資浪費。

不僅如此，其輸配電設備利用率也極其低下。

相比其他能源發電模式(風電除外)基本可全天候24小時生產，按照目前集中電站全年平均發電小時數低于1400小時，也就是日均4個小時計算，光伏電站對輸配電設備的利用率只有16.7%，其輸配電資產每年約83.3%的時間處于閑置，造成極大的浪費。

能源消費升級滯后，制約光伏經濟崛起

從體量上來說，光伏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較小，在能源版圖上地位微弱，其實際影響力遠遠小于產業名聲。

在上市公司中，光伏企業的整體實力遠不如石化能源企業;在社會生活中，光伏與民生領域的耦合度也遠小于石化能源;在全社會發電量總版圖上，光伏發電量的占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計。2017年，全國光伏發電量1182億度，與全國發電量6.5萬億度相比，占比不到1.82%。

即便如此，在政府主導和強補貼政策的推動下，隨著我國能源轉型進程不斷加快，光伏產業的產能規模和裝機規模都迅速成為全球領頭羊，產業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另一方面，由于對能源生產的環境成本缺少共識，使得光伏電力的綠色能源價值一直被回避，“低環境成本”的綠色電力與“高環境成本”的石化能源電力形成價格倒掛，綠色電力的市場主體不僅在物質方面得不到回報，在精神層面也沒有獲得感，造成終端能源消費依舊以傳統石化能源為主。

比如，電網公司作為光伏能源的最大接收方，接入了全球最大規模的分散的、間歇性的新能源，但卻沒有獲得與此相匹配的正面評價，不但沒有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相反還耗費了很多人力、物力，甚至連賠本賺吆喝的結果都沒得到。

消費端激勵機制的滯后，已嚴重制約包括光伏發電在內的綠色能源的發展，能源消費激勵機制轉型已迫在眉睫。

近期，宏觀金融形勢相對較為嚴峻，在融資渠道不暢和補貼長期到不了賬的背景下，作為資本密集型的光伏電站資產，僅僅依靠脫硫煤電價收益，很難產生正現金流，造成企業收支失衡、流動性枯竭的風險很高。

一旦出口受阻，或者補貼取消，光伏經濟很可能會應聲向下，甚至從此萎靡不振，而基礎科研和應用創新滯后、低端產能出清等行業短板的補齊，也將遙遙無期。

相比石化能源，作為清潔能源的光伏發電在現有能源體系中的市場競爭力明顯偏弱，其可持續發展受到政策、市場、土地、補貼等多重因素制約，加之前期扶持政策執行不徹底、補貼拖欠嚴重等原因，造成行業技術升級不如預期、市場化發展模式還在探索。

短期來看，行業要實現市場化循環發展還較為困難，仍需政策面一定程度的扶持。

政策雙軌導致供求割裂

從實際情況來看，產業政策已明顯滯后于行業發展，市場手段和計劃干預不夠協調，造成光伏經濟價值被多重蝕食。

(1)前端市場經濟，后端計劃經濟，用戶側動力不足

目前，在光伏電站投產以前的整個光伏產業鏈各環節，都已經市場化，如硅材料、電池、組件的生產與銷售、電氣設備材料的采購、電站的設計施工選擇等，完全由市場說了算。

但電站投產后的產品銷量和售價，卻仍由行政核定，供求雙方只能被動執行，完全沒有自由談判權。因此，直白點說，供求雙方只需交往好行政機構，就能實現利益最大化。

(2)扶持政策提前邁入拐點，補貼缺口暫無解決良策

2013年，為應對外部市場“雙反”被動局面，中國政府啟動了度電補貼的產業扶持模式。這一模式具有以下特點：

①補貼與可再生能源基金掛鉤，解決了錢的來源問題，又沒有增加財政負擔;

②基金夾在電費里(用電量年年增長、資金來源有保障)，由電網公司征收則等于政府為補貼來源背書;

③電站建好后集中并網，所發電量按規定電價強制出售給電網公司;

④補貼連續20年，收益有保障，又有電站資產抵押，金融機構看不到任何風險;

⑤補貼發放由國家能源局、財政部、電網公司之間“三權分立、相互制衡”。

這一制度設計，可以說是非常完美。實踐也證明該制度行之有效，不但連續5年讓中國光伏裝機增長領先世界各國，也讓中國光伏制造業在歐美市場圍堵下仍得以快速壯大，并逼得歐美同行紛紛破產。

不過，任何產業政策都有拐點，一旦拐點出現，很可能就會出現負激勵。

筆者認為，現行光伏產業扶持政策的拐點，可以從“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總額(光伏部分)”和“年度光伏補貼總額”之間的函數關系來看，其結果可能存在著粗放型增長、極端化增長和高質量增值等三種走向。


備注

N：新增光伏補貼完全退坡之年;F：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總額(光伏部分);S：年度光伏補貼總額

在粗放型增長模式下，瘋狂追求數量的增長和規模的疊加，年度裝機規模增長過快，無法保證行業的高質量發展。補貼退坡之年還沒到，年度可再生資源附加收取的總額就已遠遠低于年度光伏補貼總額，補貼需求將快速超出資金供給，造成光伏發電補貼沒法按時支付。

在極端化增長模式下，理想的狀態是裝機規模增長均衡，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總額的增長速度遠遠大于年度光伏補貼總額的增加，補貼需求小于資金供給，始終有資金結余，補貼隨時可以退坡。但最糟糕的狀態是光伏裝機增幅緩慢或停滯不前，幾乎沒有補貼需求，行業發展不起來，產業扶持政策失效。

而高質量增值模式中，在保持一定速度增長的同時，還能兼顧高質量，裝機規模增長可控，行業良性發展。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取總額的增長速度與年度光伏補貼總額的增加的函數關系能隨時調控，補貼需求適度大于資金供給，恰好在補貼退坡之年，實現補貼與資金需求平衡，但始終不會出現補貼拖欠。

中國光伏的度電補貼制度在前期對產業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但后期卻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行政干預之手沒能及時退出，也沒有壯士斷腕式的及時調整，導致拐點提前，出現粗放型增長的情況，使得裝機規模增長嚴重超預期，并產生巨額補貼缺口和帶來以下一些列并發癥：

光伏經濟發展極度失衡。

出現電價和光照都好的光伏高地，以及電價和光照都差的光伏洼地。前者如山東、冀南、蘇北等地區，資源爭奪導致土地和電網資源不堪重負。后者如貴州、重慶、川東等地，尚能享受一定程度的光伏經濟紅利。

補貼在電站投資收益中比值過高。

補貼比值過高以及拖欠，嚴重影響了電站投資企業的營收和現金流。其中，又由于地面電站的情況好于分布式、全額上網模式好于自發自用模式，導致兩種應用模式發展失衡，致使補貼拖欠進一步惡化。

補貼支付流程設計僵化。

致使補貼資金和數據在能源、財政和電網等部門之間空轉，電站投資企業苦不堪言。

補貼資金來源設計前瞻性較弱。

可再生能源基金放在電費中，但征收不足，年度基金總額有限，已不能滿足現有存量光伏電站和風電站所需補貼，更別說每年的增量。

政策調整幅度太大。

“531”政策調整，造成一些遺留問題和爛尾項目，這些成本如何消化、矛盾如何化解，至今沒有突破口。

客觀來看，現行光伏產業補貼制度有成為一種科舉制度的趨勢，在規模和成本的目標指揮棒下追求補貼利益的最大化。所有企業都去猜測政策會出什么題目、標準答案是什么，走捷徑中標項目或拿到規模指標，成為整個行業追求的終極目標。

更可悲的是，以創新名義備受推崇的領跑者計劃，還在繼續強化這種科舉制路徑。

寒冬已然凌冽。補貼資金缺口越來越大，且尚無解決良策，隨著金融和社會資本逐漸退出，市場主體將急劇減少，一些被拖欠補貼的電站企業很可能將無法度過這個冬天。

(3)產、銷、用多方失衡

上游制造端已經完全市場化，進入和出清完全由市場自行調節，但下游市場需求端——電站的投資，則仍受計劃主導，通過年度建設規模指標、土地資源、環境審批、并網容量等進行管控。

也就是說，供給側產能以市場化方式不斷擴張，但需求側卻面對并不確定的計劃管控，市場手段和計劃干預并行，造成產業鏈被強制割裂。

與此同時，在政策調控和規劃布局上，過度重視一些難以在全行業復制推廣的區域項目和重點項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終端應用市場的創新和繁榮。

實際結果來看，一些領跑者基地項目和特批能源基地項目，不僅土地和接入落實不了，環評也過不去，不少項目建成很久都不能并網，還出現了類似山東微山湖漁光互補電站等走捷徑和打插邊球的違建項目，最終被強制拆卸，造成極大投資浪費。

這類只見投入不見效益、重裝機輕管理的現象，不僅僅是個案。

生產與需求逆向分布，影響光伏經濟價值最大化

我國能源出力、負荷特點與現行大電網耦合性太弱，光伏能源的出現讓能源生產與需求逆向分布的矛盾更尖銳。

現行光伏經濟的商業模式與國情呈負相關關系，光伏出力中心與能耗負荷中心在時空上的雙重背離，加劇了能源供求的結構性失衡，容易導致發電、輸配、用電、監管等利益攸關各方的不滿。

時間上的背離，導致光伏價值最優部分發電量難以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

光伏出力集中在白天11-14點之間，這個時間段發電量多、發電質量好。但現行電價體制下，該時間段屬于大工業用電的平價時段(0.64元/度，以江蘇省為例)，相對于尖峰時段的1.07元/度，平時段電價偏低，度電的經濟性并不強;加上這個時間點又屬于午休時間，工業耗能需求量相對較小，光伏發電的瞬時消納較弱。結果就是在價格和消納方面，光伏發電沒法實現價值最大化。


備注

1.紅線為江蘇省大工業用電峰平谷時段價格及時間端;

2.藍線為光伏發電分時間段出力比值

空間上的背離，遠距離運輸受制于電網體制，發、供、用難以實時瞬時平衡，光伏發電的供求平衡的價值最大化難以實現。

光伏發電主要裝機在三北區域，而我國能耗負荷中心卻集中于華東、華中、華南區域。為了消納光伏能源，不得不逐年擴大光伏電力在“西電東送”和“北電南供”中的比例，這破壞了區域利益的穩定與平衡，加劇了條條與塊塊之間的矛盾。

電力經濟的最佳閉環是發、供、用實時平衡，度電發出后，及時傳送，瞬時消納掉。光伏發電間歇性、波動性和隨機性的特征，容易出現發、供、用的結構性錯位;加上不具備常規電源性能，電網短路容量大幅下降，系統動態調節能力嚴重不足，這都加劇了全網電力生產與瞬時消納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