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風電、光伏平價上網的拐點之年，但這個拐點好像并不是那么好拐。面對政府調控，控制新能源規模，大家都期待平價之后就不用控制規模了，裝機就可以“敞開肚子吃飯”，但實際上目前還做不到。

能源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電力是由政府直接核準價格的少數商品。在中國，所有的電價都是核準的。核準電價的同時，也核準上網小時數，電網據此簽署上網協議，這是電力行業大部分發電機組的規則。比如，核電有標桿電價，大概0.42元/千瓦時。在核定這個電價時，會核準上網的小時數，過去核電是7000~8000小時的上網小時數，去年核準新的核電機組比較小，只有5700小時。

如果風電和太陽能發電沒有這樣的價格機制保障和上網小時數保障，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比如國家在甘肅搞了一批特許權招標項目，也搞了一批光伏示范項目，當地政府推出來保障性收入機制，只對600小時以內的部分按照國家核準的價格，超過600小時，所有的電量都要競價上網，據說每千瓦時上網電價只有0.04元，這還是給予保障性收購。不保障怎么辦？現在的項目有補貼托底，沒有補貼了，0.04元能養家糊口嗎？

所以說，平價上網到現在來看，技術準備好了，企業準備好了，但是政策機制還沒有準備好，地方政府和電網企業也沒有準備好。

有消息說，最近2019年光伏補貼政策就會出來，我認為很難，原因在于我們各種各樣的聲音太多了。現在新的政策文件也很難梳理清晰，因為每一個企業有不同的訴求，每一個企業都想在里面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點，而不是形成一個最大公約數，這就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們的資源不一樣，電力需求不一樣，每個地方的價格承受能力也不一樣，沒有一個風電和光伏的標桿電價，操作起來比較困難，無據可依。煤電每個省有一個標準電價，山東為0.41元，江蘇為0.42元，廣東為0.45元，這都是根據當地的資源和需求制定的。如果風電、光伏全國競價上網，甘肅可能不到0.3元，電價低卻沒有消納能力；浙江可能0.5元，價格高卻有消納能力，如果浙江覺得自己發展成本高，也可以到甘肅購買，即便加上0.15元輸電價格也可以。

我們總結能源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和教訓是，積極性越高的地方勢必會發展得越好。例如煤炭行業，中央積極性、地方政府積極性和企業的積極性都很高，導致煤炭過剩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是控制煤炭過剩產能，每年減多少產能是其重要任務。

而新能源，中央積極性、地方積極性和企業積極性，三個積極性一旦發揮出來，也有可能出現過剩。2015年國家開始理順三個積極性，2016年和2017年就很快出現了過剩，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發展過熱就要控制規模。所以光伏也好，風電也好，在平價上網的時候，政策必須堅持三個積極性都要發揮。

今后，我們應該放下企業自身的需求。搞開發的企業想要回報率，希望有補貼，政府就在規模和補貼總量之間糾結。當國家開始考慮有一定規模補貼，并著手準備出臺標桿電價，就會有一批不需要補貼、競價上網的項目擠破頭，這也讓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感到特別為難：因為都低于煤炭標桿電價了，我為什么要出風電和光伏的標桿電價？如果政府出臺低于煤電標桿電價水平的風電、光伏的標桿，也會出現不同聲音。

現有的困難與問題，大家不要那么過于悲觀，要看到大局，也不要只看最近的蠅頭小利，只有能源行業發展了，可再生能源行業才能發展，只有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了，企業才能發展。

可再生能源不壯大，企業不可能壯大，所以我們必須從大局出發，從全局的利益考慮出臺可再生能源政策，無論平價還是其他政策，都要有利于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改善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供應”這樣一個大局。

（作者：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記者李惠鈺根據其在2019年“度電成本最優”高峰論壇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