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炎熱，正值用電高峰時節。８月14日，寧波全社會用電負荷達到1639.08萬千瓦，同比去年最高值增長8.04%，年內第五次創歷史新高。

普通市民可能不知道，你所用的電中，有不少是清潔的太陽能通過光伏發電轉化而來的。近年來，在不斷增長的用電量中，光伏發電的比例正在不斷提高。

目前，光伏發電是我市第一大新能源類型，裝機容量占總裝機容量的比例超過10%。今年上半年，全市光伏發電量11.05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3.49%，其中超過五成實現上網進入千家萬戶。

記者從市能源局得到的數據顯示，寧波2017年光伏發電量7.58億千瓦時，同比增長701.84%；2018年光伏發電量16.3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15.96%；2019年光伏發電量22.65億千瓦時，同比增長38.35%。

發電量增長的背后，是裝機容量的增長。目前，我市光伏發電總裝機容量為252.82萬千瓦，是2015年的11倍，規模位居全省第二。

“2017年呈現爆發式增長，此后幾年都處于‘黃金期’。”市能源局綜合規劃處（電力與新能源處）負責人說，今年上半年，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14.17萬千瓦，“這個數字與上半年的疫情有很大關系，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家補貼政策的調整”。

國補即將退出存量項目仍能保持良好效益

為加快國內光伏應用市場的發展，2012年底國務院下發5條措施，從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發展秩序、應用市場、支持政策、市場機制多方面扶持光伏產業。2013年8月，作為“國5條”的細化配套政策，《關于發揮價格杠桿作用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發，實行三類資源區光伏上網電價及分布式光伏度電補貼，由此正式催生了我國光伏應用市場的“黃金時代”。

除國家補貼外，各地也出臺了相應的補貼政策。通過對比發現，國家補貼的力度是最大的，期限也是最長的。記者在杭州灣新區上汽大眾一體化光伏發電項目采訪時了解到，該項目一期可享受國家、省、市三級補貼。政策力度上，國補是省補的3倍多；政策期限上，國補、省補是市補的4倍。

此后，隨著產業的發展，補貼力度逐步退坡。2015年底，國家發改委下發《關于完善陸上風電、光伏發電上網標桿電價政策的通知》指出，實行風電、光伏上網標桿電價隨發展規模逐步降低的價格政策。

今年2月，2020年光伏電價政策征求意見稿出爐。三類資源區指導價每度降至0.33元、0.38元、0.47元，工商業分布式（自發自用、余電上網）補貼每度降至0.05元。至此，從2013年至2020年，三類資源區光伏標桿上網電價8年共下調了6次，降幅達六成；分布式補貼下調4次，工商業分布式降幅高達88%。

隨著光伏度電成本逐漸逼近脫硫標桿電價，業內預測，“十四五”初期光伏將大規模實現平價上網，由此光伏補貼政策也將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在《關于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征求意見座談會上曾明確，到2021年，陸上風電、光伏電站、工商業分布式光伏將全面取消國家補貼，戶用光伏是否包含其中尚未明確。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光伏補貼政策退出，并不影響已有的補貼項目。根據〔2013〕24號《國務院關于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光伏補貼原則上執行期限為20年。

住房屋頂、廠房屋頂、車棚頂、水庫水面、地面……在寧波，光伏發電的應用模式多種多樣。記者了解到，已建成投用的存量項目，因為仍可享受上述執行期限為20年的國家補貼，全部項目基本上能繼續保持良好效益。

6年前啟動建設光伏發電項目的海曙區龍觀鄉李岙村，是全國首個光伏村。目前，李岙新村在247戶聯排住宅、90戶多層住宅屋頂上安裝了500千瓦分布式光伏電站，年發電量達50萬千瓦時，是全國光電建筑一體化規模最大、戶數最多的光伏村。

根據國家政策，每發1度電，可獲補貼1.1元，此外市、區相關部門還給予一定的額外補貼，除去村民享受免費用電，全年該村可增收38萬余元。在奉化區張家村，同樣的模式也給村集體經濟收入帶來很大提升。村黨支部書記張天岳說，估計7－10年可以收回投資。

在慈溪，5個漁光互補光伏電站上半年發電超過3億度，占該市2019年全社會用電量的2.08%。同時，每年可節約標煤21.6萬噸，減少多種有害氣體和廢氣的排放。漁光互補光伏發電，充分利用了水面，在一種資源上發展出了兩個產業，形成了“上可發電、下可養殖”的新模式，兩種收益并存，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益。

多重因素影響新建項目增長勢頭放緩

2016年，寧波辰佳電器有限公司自行投資9000萬元，在位于慈溪和杭州灣的公司廠房屋頂建設光伏發電項目，以自發自用為主。根據當時的測算，5年時間可以收回投資。企業一名負責人表示，從運行情況看，確實能夠達到預期，一次性投入之后，運行維護成本很低，可以產生較好的收益，“甚至不亞于辦一家小工廠的收益”。

“如果政策不變，屋頂資源良好，我們會考慮租賃屋頂資源作為‘副業’，但是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就不參與了。”該負責人說，行業發展到現在，應該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他們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做出規模效應。

在杭州灣新區，更多企業此前就選擇與光伏企業進行合作，把原本無用的廠房屋頂資源出租，用于換取企業用電或者收取租金，效益穩定。杭州灣新區發改局謝賀卿告訴記者，這個模式涉及新區企業120家，這些屋頂的裝機容量占了新區總裝機容量的絕大部分。

浙江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從事太陽能光伏組件接線盒、連接器、電纜線及周邊產品研發、生產、銷售和服務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幾年前，公司也曾計劃租賃其他企業廠房屋頂，進入光伏發電領域。但是由于政策調整，這一計劃后來被暫停。“總體來看，光伏發電產業的前景是很好的，如果有新的機遇出現，我們一定會第一時間重啟計劃。”公司總經理勵捷峰說。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聽到了一些項目為了在政策規定時間內完成從而搭上政策“末班車”的攻堅行動。從這樣搶抓機遇的行為中，可以看出國家補貼對于項目的重要性。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向國家相關部門提請，建議酌情考慮新冠肺炎疫情對光伏并網項目的影響，并合理給予延長并網時間和補貼政策。提案中說到，根據2019年的光伏發電管理辦法要求，對逾期未建成并網的光伏項目，每逾期一個季度，并網電價補貼降低0.01元/千瓦時；在申報投產所在季度后兩個季度內仍未建成并網的，取消項目補貼資格。

那么，補貼即將退出歷史舞臺之時，市場的反應如何？記者從市能源局了解到，我市光伏發電裝機容量：2017年新增98.41萬千瓦，2018年新增58.06萬千瓦，2019年新增59.97萬千瓦。與往年數據相比，今年上半年的增量確實出現下滑。

成本持續下降新政策機制出口正在形成

即使在沒有任何補貼的情況下，也有不少項目繼續上馬建設。在杭州灣新區，上汽大眾一體化光伏發電項目三期正在建設中，項目負責人表示，三期不享受任何國家補貼。“這當然會導致利潤空間下降，但是并不是沒有。因為項目建設的成本較往年有了大幅下降。”他給出的數據是，每瓦從2.9元降至1.7元，降幅超過四成。

專家認為，光伏是十年來發電成本下降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且未來成本仍有持續下降空間。行業數據顯示，2019年，國內光伏組件及系統價格已分別下降至每瓦1.75元和每瓦4.55元，同比分別下降12.5%和7.5%。這也是國家補貼退出的重要前提。

在4月11日、12日舉行的“2020年平價光伏電站開發及技術方案線上研討會”上，專家認為，2021年我國實現光伏發電平價上網將是大概率事件，今年是光伏電站平價從示范趨向市場化的關鍵階段，應進一步推動降低技術成本和非技術成本。

一方面，光伏發電實現平價需要全產業鏈的精細化技術提升，另一方面，降低土地、管理、接網、財務費用等非技術成本也至為關鍵。此外，還應充分發揮綠證等機制的作用，結合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保障機制的實施和細化細則，完善綠證認購和交易機制。

綠色電力證書又叫可再生能源證書，簡稱綠證，是指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對發電企業每兆瓦時非水可再生能源（風電和光伏發電）上網電量頒發的具有獨特標識代碼的電子證書。它是國家給發電企業頒發的可交易的、能兌現為貨幣收益的憑證，是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確認和屬性證明，以及消費綠色電力的唯一憑證。

在市能源局上述負責人看來，綠證交易能夠促使發電企業增加可再生能源發電規模，或者通過購買綠證來滿足配額要求，從而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發電供給的需求，提高社會資本對可再生能源投資意愿，促進電源結構的調整。

今年2月，省發改委、省能源局聯合下發了《2020年浙江省能源領域體制改革工作要點》，文件指出，在可再生能源領域要繼續完善發展機制，以創新綠證交易方式，切實增加我省可再生能源消納量，推動完成“十三五”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非水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責任權重等目標。改革主要任務之一是開展綠證交易創新試點，配合國家可再生能源信息中心研究適應光伏、風電逐步接近平價上網時期的綠證交易方式，引導各類主體積極購買綠證。

“以前光伏發的電，要么自用，要么上網賣給國家，有一個固定的收購價；綠證交易創新之后，可以把電賣給其他主體，而且政策會引導主體積極購買綠證，對企業或者地方進行考核，這中間就會出現新的價格空間。”市能源局有關負責人說，不少企業已經表達了非常高的購買綠色電力的意愿，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體現。

這也引出了光伏發電的另一大重要價值——生態效益。以新近投用的寧波高發汽車控制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光伏停車棚項目為例，按30年壽命設計，一期和二期總裝機容量是1800千瓦，每年產生的電量相當于節約標準煤約808噸，減排二氧化碳1994噸，相當于種植樹木108960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