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與城鎮化——眼下中國最熱門的兩大投資概念，如果將它們都結合到一起，會產生怎樣的商業機遇？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展開想象，并予以試驗。

對于正處困境的中國光伏企業而言，每一個來自高層的消息都是救贖的最好機會，這次他們敏感地嗅到了行業“春天”的氣息——城鎮化。

2013年3月19日，呼和浩特市副市長呂慧生出現在了上海浦東的一個新能源投資峰會上，他此行的目的是談“新能源與城鎮化”。臺下的聽眾包括能源系統的官員、企業高管以及新能源各產業環節的專業人士，他們迫切地希望能從這位地方官員的口中找到些許當地城鎮化中的商業機會。

呂慧生對“一開始就要將新能源納入城鎮化發展”表達了支持和決心，至于業界最關心的到底如何“納入”的問題，卻少有提及。“談得比較籠統，沒有具體措施。”一位與會的企業家表達了些許失望。

與呂慧生一起來談論城鎮化的，還有浙江嘉興市副市長盛全生，盛的演講同樣宏觀。“態度是積極的，措施是朦朧的。”上述企業家說。

城鎮化過程需要能源供給，新型城鎮化更需注重生態綠色，這都將發展城鎮化指向了新能源利用——所有人都知道，二者的結合大勢所趨。

但問題是，眼下地方政府和新能源企業都迫切地希望知道，到底如何才能更好“結合”？

“還沒有一個省長、市長說要實地來搞”

過去一年，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張孝德已就新型城鎮化課題在各地官員中進行了二十多場講座，如何將新能源利用在一開始就納入城鎮化規劃則是他的重點內容，但讓張感到失望的是，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省長市長聽完后說要實地來搞”。

在張孝德看來，在化石能源支持下的工業文明，已經造成了城鄉二元對立，而在新能源支持下的生態文明，則將讓中國鄉村迎來復興——化石能源不均衡分布，適合集中使用和大規模開發的特性，決定了其越在大城市使用成本越低，越在鄉村使用成本越高；而新能源相對均衡分布的特點，決定了其利用的天然優勢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大城市和化石能源，小城鎮和新能源，具有天然的共同屬性。

每次講座中，張孝德都建議地方政府能利用發展新型城鎮化的機遇，將新能源的核心思想融匯進現實規劃中去，而不僅是停留于口號和紙面上。但效果并不理想。

“他們認為這是理想模式，太超前。”張孝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政界談新能源與城鎮化的聲音還很弱，他給全國各地的官員講課，“能接受概念就不錯了”。

一位保定市開發區的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坦言，目前地方政府最容易想到的辦法，無非是在城鎮化過程中多應用幾種新能源產品或技術。過去幾年，中國以此冠名為生態城市、新能源城市的做法已非常流行。

與張孝德一樣感到乏力的還有國網能源研究院新能源與統計研究所研究員孫李平，“十八大”之后，孫就一直在關注二者結合的新趨勢，但半年過去，能找到的研究資料或案例卻鳳毛麟角。“目前大家談新能源與城鎮化，主要還是停留在概念上，更多是務虛。”孫李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并沒有看到太多實在的東西。”

目前，全國性的城鎮化發展總體綱要《全國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已經編制完成，尚未對外發布。各地區也在積極制定當地城鎮化規劃的過程中。“當地到底怎么搞，目前階段都還在摸索。”上述保定市官員說。

企業試水城鎮化

官員們還在摸石頭，嗅覺敏銳的商人已經開始試著“過河”了。

在河北保定，“十八大”一結束，英利集團董事長苗連生就令下屬開始研究如何緊扣“美麗中國”，為公司尋找新的商業機會。

近十次“頭腦風暴”后，結論逐漸清晰——中國城鎮化最需要解決的是能源問題，英利必須盡快完成角色轉換，從新能源產品的制造者轉變為能源綜合利用方案解決者。

為此，英利在2012年與相關單位合作成立了一家專門從事城鎮化與綠色建筑結合的研究機構，從前期規劃、設計就將太陽能發電、采暖、雨水回收等多項技術綜合應用于建筑中，與其他同行公司不同的是，苗連生堅持走最便宜的能源綜合解決方案路線。目前其第一個能源綜合利用的試點已在河北淶源縣落地。

在山東即墨市，央企中國節能則在進行另一種城鎮化試驗——“太陽能小鎮”，這一創新模式在全國“兩會”期間被全國人大代表袁仲雪推出，引發業界關注。

中國節能的做法是：當地政府將多個自然村的土地集中起來流轉給企業，由企業實施農場化生產，農民憑空就得到每畝土地相當于1000斤小麥的流轉收入。此外，據中國節能估計，“太陽能小鎮”完全建成后，至少將吸納15000個勞動力就業，這將占到當地勞動力的大約70%。

這意味著，把土地流轉出去的農民，可直接進入企業的制造環節就業，而剩余的勞動力也可以進入光伏大棚從事農業生產。由于光伏大棚發展的是高效現代農業，單位產出效益較原來要提高約10倍。因此，不僅企業從中可以得到更多收益，農場農民也可每月領取2000-3000元的工資收入。

目前，中國節能與即墨當地政府達成合作協議，當地普東鎮的48個行政村都將推行該模式。不過也有分析指出，此模式高度依賴于大棚農產品的較高售價，該商業模式的生命力仍有待驗證。

當同行還在試驗時，太陽雨太陽能有限公司甚至初嘗了城鎮化的甜頭。一直植根于農村市場的太陽能熱水器行業，恐是本輪城鎮化新能源企業中的最大得益者。

“我們原先估計保障房建設將給我們帶來700億元的市場規模，現在城鎮化帶來的市場難以估量！”太陽雨太陽能有限公司總裁陳榮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城鎮化給太陽能熱利用企業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市場，為此公司已成立新事業部，到各地尋找城鎮化速度較快的新地區，以“徹底擁抱城鎮化”。

游說縣政府，爭奪好資源

上述三家新能源企業率先試水城鎮化的過程中，都提到了同一個洽談對象——縣政府。

“我們需要用最短的時間發現全國哪些地方城鎮化的速度最快，迅速切入市場，這都需要跟縣以下的政府談，工作量極大。”陳榮華說。

跟陳榮華擁有相同感受的企業界人士還有很多，他們過去一年的主要精力都花在游說縣一級政府身上，“除了當地的新能源資源，最關鍵的是執政者的理念，本來就對新能源有理解最好，試圖影響或灌輸是非常困難的。”浙江龍炎能源市場總監包鋼在跟廣東、山西、黑龍江等多地的縣政府洽談后，如此總結道。

事實上，像龍炎能源這樣的新能源企業，在城鎮化過程中做得更多——他們甚至已經間接參與到當地城鎮化規劃的編寫中來了。

2012年，在浙江大學國際創新研究院科技產業中心主任、杭州市太陽能光伏產業協會秘書長趙永紅的帶領下，包括龍炎能源等在內的多家浙江新能源企業來到了山西山陰縣，一邊調研投資環境，一邊與山陰縣政府交流，幫助其完成《山陰縣城鄉統籌發展規劃》及《山陰縣產業發展規劃》。

“城鎮化到底應該怎么做？政府內部的意見也不統一。”趙永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山陰縣是山西經濟結構轉型的縮影。煤炭一直是山陰的支柱產業，山陰所有產業均依靠火力發電，發展新能源代替傳統能源一直是山陰的迫切愿望。趙帶領的課題組拿著地圖跑遍了山陰，以了解當地產業結構，最后為山陰縣政府提出了一套覆蓋農業大棚、工業園區和旅游業的城鎮化規劃方案。

如龍炎能源一樣愿意在山陰一地縣政府投入巨大精力的企業仍是少數，多數新能源企業眼下都忙于在全國各個縣里“攻城略地”，以最大限度獲取優勢資源。

當然，也有人對此沒有興趣。中國風能協會副理事長施鵬飛與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風能專委會秘書長秦海巖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還沒有聽說過風電企業對城鎮化感興趣的。”

“新能源企業必須對這一過程高度關注，對企業而言既是機遇又是責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過去十年我們已經犯了極大錯誤，經濟發展過程不考慮環境，這讓碳排放在一開始就被‘鎖定’了，以至于后面難以改變，如今面對下一個十年，正是改變的時刻。”

盡管對城鎮化抱有極大熱情，苗連生仍對這一機遇保持克制，“我一向倡導邁半步，邁一大步，很可能當先烈，中國的城鎮化沒有一兩年捋不順。”苗連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