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跌宕起伏的光伏行業，一家民營企業選擇了“逆生長”。而銜枝筑巢的合肥也以此為契機，勾勒“GDP沖動”之外的產業發展路線圖。

曹仁賢對近期陽光電源節節攀升的股價顯得并不激動。面對已經擁有的幾十億元財富，這位帶有學者氣質的民營企業家顯得淡定而凝重。

“早知道這么難就不出來做企業了。”作為合肥工業大學的一名教授，曹仁賢16年前離校創業時，并沒有預見到光伏行業是如此跌宕起伏。相比堅持時的孤獨、深陷困境時的無助、轉型期的迷茫以及處于巔峰時的高處不勝寒，曹仁賢在《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面前沒有掩飾對當初教書幸福時光的懷念。

當市場把一個行業高高舉起又重重摔下時，不在其中的企業體會不到當時的慘狀，這需要極強的心理素質，但曹仁賢和其創辦的陽光電源在行業的每一次峰回路轉時都抓住了機會。

創業之后經過將近10年的等待，曹仁賢終于迎來了全球光伏市場的春天。但此時陽光電源卻面臨著資金周轉困境，不得不引進700多萬美元的風險投資。恰恰是這筆風險資金，為其打開歐洲市場輸送了血液。

在全球光伏市場啟動之前，陽光電源安全渡過了資金困局。

當2011年全球光伏寒風凜冽時，曹仁賢剛剛完成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中國政府為拯救光伏產業，開啟了內需市場。曹仁賢以資金之劍，再次率領合肥當地的光伏企業開始“西進運動”——在甘肅酒泉等陽光資源豐富的中國西部地區投巨資建立大型發電站，向光伏發電站領域進軍。

在全球光伏市場危機之后，陽光電源力促在光伏產業中的再次逆變。

合肥光伏夢

陽光電源是合肥光伏產業中的孤獨者。

1997年，曹仁賢從合肥工業大學辭職下海創立了陽光電源公司，主業圍繞電力電子在新能源中的應用。此時合肥的光伏產業一片空白。

合肥光伏產業真正起步于2009年，已經創業12年的曹仁賢在合肥光伏集聚發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2009年9月6日，江西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彭小峰受邀來到陽光電源公司總部，參觀考察了陽光電源的產業基地、并網發電站和科研中心。

賽維LDK是當時亞洲最大的太陽能硅片生產企業，與陽光電源是產業鏈上下游關系。因為工作關系，曹仁賢與彭小峰關系密切。

彭小峰的到來并不僅僅是看看陽光電源的逆變器，或者與曹仁賢敘敘舊。當天，時任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接待了彭小峰，邀請后者在合肥投資建廠。

2010年3月9日，孫金龍率團考察了賽維LDK在江西新余市的總部，后來促成了賽維LDK在合肥投資大型光伏項目。8月15日，占地9.11萬平方米的合肥賽維LKD 1600兆瓦的光伏項目正式開工建設，這也是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一次性開工建設的光伏項目。項目落地合肥后，賽維LDK總部所在地的新余市官員甚至指責彭小峰為什么不把項目放在新余。

依托賽維LDK項目，合肥光伏產業走上了快車道，海潤光伏、晶澳太陽能、彩虹光伏等一大批光伏項目落戶合肥，總投資超過了220億元。

而合肥光伏異軍突起的背后，除了合肥政府的搭臺之外，曹仁賢以及陽光電源所積累的光伏人脈資源發揮了橋梁作用。

“作為本土光伏產業領頭企業，陽光電源在合肥光伏產業招商引資過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做光伏電站必須用到逆變器，陽光電源可以看做是一個樞紐，很多知名光伏企業都與其聯系緊密。從某種角度講，陽光電源及曹仁賢對合肥光伏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合肥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王文松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

十年等待

“創業之初我就考慮，如果做同質化嚴重的產品，很長時間內肯定毫無優勢可言，要做就做把技術、專業真正投入應用的公司。”曹仁賢按照這種思路在光伏產業鏈上選擇：多晶硅太過于專業，電池組件技術投資生產門檻不高，而做光伏電站國內還沒有市場。

曹仁賢最終鎖定了逆變器。逆變器本身技術很簡單，但其中涉及微電子、新能源、半導體等多種技術，要想做出特色并非易事。

創業初期，陽光電源生產的逆變器只能用于小范圍市場，比如西北地區牧民家的電視機、衛星接收機的供電、部分村莊供電。隨著技術逐漸成熟，其業務范圍逐步延伸到工業、通信領域，包括南疆鐵路、青藏鐵路等。

2002年，陽光電源迎來公司的第一次轉型機會，承擔了國家“送電到鄉”工程，為西部不通電地區送去太陽能電力。第二年，陽光電源憑借技術優勢，研制出中國首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并網逆變器，這臺逆變器至今仍在穩定地運行。憑借這一成果，陽光電源前面的路似乎順利了些。

當時全球氣候變暖，能源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國外開始大面積應用并網系統，這是陽光電源一直夢寐以求的機遇。然而當時國內電力系統體制相對保守，雖然他多次試圖說服電力部門，但都沒有成功。

無奈之余，曹仁賢只能把目光轉向國外市場，著手向國外出口逆變器。通過幾年的探索，到了2009年，陽光電源的逆變器已經做得風生水起。“我們的產品供不應求，幾乎是只要能做出來就會有人要。”曹仁賢如此描述當年的情形。

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大家對國外市場認可程度高，而國內當時對于技術的認知度明顯不足。歐洲的市場門檻很低，技術門檻卻是最高的。“技術門檻恰恰是我們能克服的。”曹仁賢介紹。

當時陽光電源的海外市場主要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地區，現在陽光電源的產品才進入德國等主流光伏市場。中國企業把逆變器賣給德國，可能90%的人不相信，因為德國的光伏產業實力有目共睹。

在當時，歐洲無疑是中國光伏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再加上美國，整個歐美市場占到中國光伏產品出口量的80%以上。而在全球市場上，中國的光伏產品已經壟斷其中的六成。

如果說，追逐財富是光伏產業狂飆的原動力，那么歐洲光伏市場的巨大需求，則為這場瘋狂的追逐安裝了加速器。

資本之劍

在行業低谷之初的2011年，之所以陽光電源能夠比其他光伏企業活得更滋潤一些，因為它在這一年引進戰略風險投資，實現了成功上市。

上市之前，在發展方向選擇上，陽光電源曾多次徘徊。國外市場開始萎縮，而國內市場尚未啟動，那段時間，陽光電源的公司戰略一度十分混亂。為了生存，公司著手接觸新能源之外的很多擦邊業務，包括應急電源、UPS電源、開關電源等。

陽光電源是從事新能源業務的公司，如果長久堅持生產這類擦邊產品，必然會造成品牌認知度、集中度打折。幸好這一混亂狀態沒有持續太久。2007年7月，風險投資的加入，把陽光電源拉回了正軌。

“引進戰略投資就要以股份稀釋作為代價，但出于無奈，而且這對企業發展是有好處的。”回想起來，曹仁賢認為當時引進戰略投資恰逢其時，“引進早了，可能導致企業股份過多外流，失去自身價值，而引進晚了，可能公司就破產了。”

引進來自意大利的戰略投資以后，陽光電源認識到之前的戰略錯誤，趕緊做減法，把各種邊緣產品全部砍掉，雖然這些產品當時的效益不錯。

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正確的。“做兩件事情可能成功，做三件事情是注定失敗的，我們抵制住誘惑，只堅持做逆變器，保住了公司核心競爭力。”曹仁賢說

隨著戰略投資的注入，陽光電源的資金缺口馬上得到補足，公司規模迅速擴大。公司有了錢，信心似乎也足了，引進的700多萬美元讓陽光電源有了在兩三年內做幾件大事的底氣，而不再縮手縮腳。

此外，在引進資金的同時，陽光電源也引進了人才，帶動企業內部變革。當時，陽光電源通過國際獵頭公司幫其搜求人才，健全和完善董事會制度，還進一步提高了產能和研發能力，并且開始嘗試賒銷方式。變化帶來了新的希望。

西進運動

2011年，光伏行業步入低谷。

“一家企業如果有核心技術優勢，一般是可以成功的。但如果公司技術是山寨的，則注定面臨失敗的結局。”在曹仁賢看來，瘋狂的模仿和復制是光伏產能過剩的根源。

像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多晶硅和太陽能電池板，國內很多企業引入國外生產線，運回來后插上電，生產線就能運作。這種毫無技術含量的產能，在利益驅使下大舉跟風擴產，注定了產能過剩的結局。

有些投產稍晚的企業，甚至沒有來得及收回投資就瀕臨破產。合肥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主任王文松介紹：“經常有本地企業抱怨，如果企業早投產一年，最起碼投資基本可以收回來。”

因為擁有核心技術優勢，陽光電源沒有陷入這場瘋狂的低水平內斗中，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被模仿的對象。陽光電源研制出新產品，會有企業偷偷復制，甚至不管產品尚處于不成熟期，把陽光電源電路板上畫錯的地方也照葫蘆畫瓢地搬了過去。

得江山易，守江山難。曹仁賢通過加大研發投入來保持相對領先優勢。“我們每年投入近億元來做研發，通過不斷地積累微創新，進而做到突破性創新，實現產品性能革新或者降低成本，才把跟風者的‘武功’廢了。”曹仁賢說。

當時，僅逆變器市場的競爭已經非常殘酷。有一組數據可以佐證，2011年，在德國慕尼黑光伏展會上的逆變器廠家有500多家，到了2013年，就只剩下幾十家了，廠家死亡率高達90%。

2011年下半年，為了拉動內需、提振光伏產業，合肥市政府提出光伏行業“走出去”戰略，把本地龍頭企業打包推到西部，在西部開發電站，消耗企業過剩產品。

“我們的想法是充分利用合肥光伏產業的基礎，通過政府推動，拓展西部市場，在西部打造一個光伏三峽，實現產能釋放，拉動本地企業發展。”王文松先后6次深入酒泉和嘉峪關，為合肥光伏企業和當地政府牽線搭橋。

由于當時合肥其他企業資金比較困難，而陽光電源剛剛上市，資金相對充足。曹仁賢決定在合肥市政府啟動的“西進運動”中，帶頭在西部陽光資源豐富的地區建設光伏發電站。合肥市官方把這一行動稱作“借光發展”。

在陽光電源的帶領下，海潤光伏、晶澳光伏、賽維、中南光電等合肥企業都參與到“借光發展”計劃中。事實上，西部地區也有招商引資策略，即拿資源換制造。西部地區政府給企業審批，讓企業在西部建光伏電站，但需要企業在西部建廠，包括生產組件、電池片等。

陽光電源和甘肅地方政府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推動設立酒泉（合肥）光伏產業園，并和三峽新能源投資9億元建設100兆瓦的酒泉光伏發電站。電站由陽光電源提供逆變器，其余組件大多優先選用合肥企業的產品。

此時，整個光伏行業依然低迷時，做光伏電站的市場前景并不明朗。擔綱之后的陽光電源或許產生了些許悔意。但曹仁賢認為，合肥市發起的“西進運動”是包括陽光電源在內的光伏企業向光伏電站業務轉型的關鍵一戰，會堅定地走下去。事實上，近期堅挺的股價恰是對曹仁賢決策的強力支持。

分布式探索

嘗到集成電站甜頭的陽光電源，除了在西部建設電站外，自然不會放過家門口的機會。

陽光電源首先在公司的屋頂全部裝設光伏發電站，所發電量除生產用外，還有一部分送到國家電網[微博]。“作為一家大型生產企業，我們不僅沒有用國家電網的電，還為其輸送了電量。”曹仁賢對此顯得頗為自得。

而陽光電源在東部地區的第二個分布式電站很快將在榮事達公司屋頂上開工建設，該電站為10兆瓦。“我們在合肥的大型物流中心屋頂、公共大型建筑屋頂籌劃建設電站。”曹仁賢表示，考慮到屋頂承重問題，每個選擇都必須經過嚴格的考核。

其實，建設電站能夠順利實現并網發電，這與合肥市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在國務院出臺支持光伏產業發展相關政策的同時，合肥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光伏產業發展和推動示范應用的“一攬子”政策。這些政策的理念、內涵和措施都與國務院出臺的政策契合，其中包括合肥市在全國范圍內首個對光伏電站每千瓦時電補貼0.25元的政策等。

在曹仁賢看來，在光伏行業發展趨勢不明朗之際，政府直接給企業補貼并不合理，因為很難確定哪家企業該補、哪家不該補，還容易受到國外企業的質疑，而補貼終端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做法。

這期間，合肥市政府還主導了光伏下鄉，在肥東、肥西等縣選擇了100戶貧困戶家庭，政府投入300萬元資金免費為其建屋頂電站，電站建成后的運營和維護都由政府負責，電站收益完全歸貧困戶所有。這100座屋頂電站已經完成招投標并開始建設，預計今年10月底實現并網發電。

這種模式非常具有借鑒意義，我國西部還有不少貧困戶，一旦合肥光伏電站扶貧模式能夠成功，對于西部地區發展有巨大的借鑒意義。

通過計算，按照合肥的光照條件，這100戶貧困家庭依靠屋頂電站，每年都能有2500元左右的收入。幫助其建立屋頂電站，既解決了扶貧問題，又對光伏屋頂電站建設起到了示范作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評價這項工程：“讓貧困戶躺著也能發點小財。”

合肥市政府還鼓勵有能力的富裕家庭申建屋頂電站。今年6月，合肥市在肥東選擇了5個村干部帶頭示范建設電站，這些電站已于6月28日實現并網發電，現在每戶每天發電15千瓦時左右。

這些受益的帶頭農戶曾經專門對王文松致謝：“原來我們家買了很多家庭電器，空調、冰箱、洗衣機、微波爐，但大多只是擺設，太費電根本不敢用，現在自己發電自己用，用電器再也不擔心費電了，剩余的電還可以賣給國家電網。”

這幾句話深深地觸動了王文松。在他看來，屋頂上的分布式光伏電站建設，對家電在農村市場的普及也有巨大拉動作用，當老百姓不用擔心耗電時，家電必然能在農村市場得到進一步推廣。

風險未卜

目前合肥市光伏應用電站建設如火如荼，但在曹仁賢看來，這種順利背后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并網問題。雖然現階段的分布式光伏發電等光伏電站并網得到國家電網合肥供電公司的支持，但畢竟涉及利益競爭，而利益的調節是最難的。

“你從別人碗里挖飯吃，對方未必真心愿意。我們關注的是長期的、可持續的合作機制。我認為應該采取措施給利益受損方補償，比如和用戶合作時，通過電價打折或者租賃屋面來進行。”曹仁賢說。

除了這種雙方配合局面能持續多久需要打問號，彼此之間的配合也是問題，如建設分布式光伏電站過程中涉及到計量，但計量表很貴，電站所有的計量表應該誰來出錢、大型屋面光伏電站的防火等安全問題由誰來考核等很多細節，都還沒有徹底、明確地解決方案。一旦出現著火事故，必然會帶來不少阻力，說不定消防部門會禁止在屋頂裝設光伏電站設備。這些隱性問題的存在，導致家庭在申請建設屋頂光伏設備時會有所顧慮。

此外，合肥出臺地方補貼政策，還沒有上升為一種法定政策。曹仁賢坦言，他有次申請銀行相關貸款時，被銀行反問補貼政策是哪里出臺的。他希望合肥市人大常委會能通過文件的形式把政策固定下來。

光伏電站建設業務占陽光電源所有業務比重或許會逐步增加，但曹仁賢坦言，他還沒找到陽光電源在電站建設方面的最核心優勢：“要盡快找，如果非說要有，只有基于逆變器上的品牌效應和對于電力電子技術的積累和延伸。但這又是一個問題，如果電站業務做不好，可能會對辛苦建立的品牌造成負面影響。”

近期，陽光電源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西北地區，同時公司確定了東部地區的“抓屋頂”戰略。由于合肥發電環境不如西部地區，陽光電源在皖北的荒山地面也獲取了一些資源，但都還沒有開始建設。

陽光電源在逆變器上做到了亞洲第一和世界前三，轉型進入光伏電站建設領域的曹仁賢還需要再找到新的核心競爭力。就像一艘幾經顛簸、在光伏大海中航行的船只，陽光電源還需要另一盞明燈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