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下個月的哥本哈根會議日益臨近，質疑全球共同對抗氣候變化的必要性的論調明顯增多，但政界人士不應為此而分心。一些懷疑者可能有科學背景，但他們不是當代氣候研究的主流群體。真正的專家是世界各地研究氣候變化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的數以百計的科學家，他們堅信，人為造成的全球變暖是一個必須抓緊時間解決的切實危機。

當科學與政治摻雜在一起時，科學家必須簡化自己的觀點，以幫助政界人士抓住要領。與太空政策、干細胞和艾滋病等其它一些科學問題相比，氣候科學的極度復雜性――從大氣物理學到極地冰川學――使其更加難以表達。結果就是，將這個問題過于簡單化的情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有時，急于用最嚴厲的措辭表達全球變暖威脅的環保組織會進一步夸大這個現象。

關于全球變暖，需要掌握的最重要一點是，它不曾、也不會在全球范圍內以可預測的一致步調發展下去。正如懷疑論者喜歡指出的那樣，1998年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氣候最溫暖的一年（太平洋上一次尤其強烈的厄爾尼諾事件所致），但自那以來，一些地區的溫度繼續大幅上升――尤其是北極地區。過去5年，這里的夏季海冰面積急劇縮小。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試圖在“人為”與“自然”變化變化之間劃出清晰的界限。真正的氣候是自然變化與日益重要的人類影響力之間極為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

地質記錄顯示，自然變化的發生速度可以極其之快――過去兩萬年里，有幾次全球氣溫在一個世紀內就上升或下降了幾度。懷疑論者有時似乎會從這種自然變化中找到安慰，但對于具有歷史感的氣候學家來說，過去的急劇變動一點也不能帶來寬慰。他們提出了一個切實存在（盡管可能很?。┑娘L險，即向大氣中輸入的二氧化碳達到數百萬年來從未曾見過的水平，可能會引發無法控制的、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未來的氣候在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為規劃計，政策制定者需要預計未來幾十年的氣候變化，科學家要通過類似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等機構發布普遍預測。

我們需要記住，這些預測數字并非一成不變的。如果氣候對二氧化碳的增加沒有模型所顯示的那樣敏感，又或者，一些意料之外的自然事件（比如，太陽略微變暗或異常的火山活動）產生了干涉作用，那么我們可能會僥幸地看到氣候只是輕微變暖。全球氣溫最有可能的升幅介于剛好可以應付的2°C到可能造成災難的4°C之間，這主要取決于世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速度。但情況也可能會更糟。

最終，當將各種不確定性與科學家認為我們正在做一件對全球氣候有意義的事情的觀點結合起來，我們就會發現，世界應投資數千億美元用于削減碳排放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確保不會發生可能破壞工業文明的氣候巨變――這也是哈佛(Harvard)經濟學家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提出的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觀點。

幸運的是，當我們從預測氣候本身，轉向評估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削減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時，科學變得清晰多了。忘記給地球降溫的深奧“地球工程學”提案吧。通過提高我們使用碳基能源的效率，已經存在（或正在研發中）的技術可以非常好地完成這一任務。

最平淡無奇的節能方式――比如，對建筑物進行恰當的保溫隔熱和降低交通運輸的能耗――仍有巨大的貢獻空間。核能以及從太陽能到風能再到波浪能等各種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是如此，不過，大舉投資“智能電網”技術，以最有效地利用這些能源將至關重要。

譯者/董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