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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替代”還在于發展農村經濟
對石油與天然氣替代的唯一選擇是生物燃料，因而它總是與發展農村經濟相輔相成的。克林頓的《開發和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總統令指出：“目前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技術有潛力將可再生農林業資源轉換成能滿足人類需求的電能、燃料、化學物質、藥物及其他物質的主要來源。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能在美國鄉村給農民、林業者、牧場主和商人帶來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業和雇傭機會；為農林業廢棄物建立新的市場；給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帶來經濟機會。”克林頓在簽署此令時向媒體宣稱：“到2020年美國農民可因此而每年新增收入200億美元。”
奧巴馬就職兩三個月就給農業部長下達了關于在美國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產業的總統令，強調“利用這個產業為美國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提供唯一的機會”。2011年8月，奧巴馬在愛荷華州召開的“農村經濟論壇”上動員私營企業積極參與到國家能源安全行動中來，并宣布撥款5.1億美元，加上私企匹配共10億美元，在今后3年中，由能源部、農業部、海軍部及聯邦航空署合作，推進用于航空/航海的第二代生物煤/柴油的研發和生產，產品由海軍部全部包銷。連美國海軍的力量也動用了起來，奧巴馬正在舉全國之力發展石油替代與農村經濟，并在白宮設立了農村事務委員會，以協調農村發展生物能源與能源、環保等有關部門的關系。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通過發展生物質能源在為美國“三農”做實事。
作為農業大國的巴西，奇跡般地將甘蔗乙醇產業發展成國家第一支柱產業，替代了全國41.8%的汽油。巴西已建成10大甘蔗乙醇生產基地和由甘蔗種植—乙醇加工—專用汽車FFVs—國內市場—國際貿易的一套完善體系。2003年啟動的靈活燃料汽車市場，到2010年2月已超過1000萬輛，占汽車銷售的90%，且有1.2萬架小型及農用飛機使用乙醇燃料。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中有人攻擊生物燃料時，總統盧拉說：“巴西的經驗表明，生物燃料不僅沒有威脅到糧食安全，而且可以在農村地區增加就業，為農民帶來了更多收入。”
美歐等工業化國家也十分重視通過發展生物燃料以促進農村經濟，而與中國有諸多共同之處的巴西卻創造了一個生物燃料與農村經濟互促雙贏的局面，成為國家第一支柱產業的經濟奇跡。中國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主要是農民大群體的收入增長太慢，“三農”沉疴難除。黨中央一再強調“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下發了城鄉統籌、現代農業、新農村建設、科技興農等一個又一個“一號文件”，為什么不能想想改變一下傳統農業的思維模式和落后的農業產業結構，想想“巴西奇跡”，想想中國“三農”問題的病根在哪里。
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如果這個地區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
懸在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
《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稱，到2010年底，按世界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探明儲量及生產量，三者可分別供開采46.2年、58.6年和118年。中國差之遠矣！石油探明儲量20億噸，年生產量2.04億噸和消費量4.53億噸，即可供開采10年或消費4.4年；天然氣探明儲量28000億立方米，年生產量968億平方米和消費量1090億立方米，即可供開采29年或消費25.7年；煤炭探明儲量1145億噸油當量，年生產量18億噸油當量和消費量17.14億噸油當量，即可供開采63.6年或消費66.8年。中國是個化石能源資源匱乏，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極貧的國家。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費激增，2010年的能源消費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20.3%，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其中煤炭消費量占全球消費總量的48.3%（《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2009年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攀升到53.6%，2011年接近60%；2010年天然氣進口量2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20%。在雄厚外匯儲備支撐下，十多年前開始的“走出去”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中東到中亞，從俄羅斯到南美都有中國油氣資本注入，運輸船只的往來與管道鋪設，解決了用能的燃眉之急。但吸毒般的“石油癮”越來越大，對外依賴性越來越強，國家能源越來越不安全，隱患越來越令人擔憂。
美國國防部的《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里有一幅“中國至關重要的海上通道”的附圖，文字說明是：“中國嚴重依賴關鍵性的海上通道來保證其能源進口，約80%的中國原油進口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難怪美國軍方曾揚言中國的石油咽喉掌握在他們手上。國際能源組織IEA發表的2007年年度報告提醒說，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短期風險是增加國內通脹率，長期風險是這個地區如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僅2011年在非洲和中東出現的上述種種跡象以及正在急劇惡化的形勢，不正使中國“立足國外”的這個“國之軟肋”暴露無遺，到了IEA預言的邊緣了嗎？對手可以隨時以此敲打、要挾和恐嚇我們。我們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已經受到了嚴重威脅，難道我們打算長期忍受而不從戰略上考慮能源的自主與安全嗎？
對石油與天然氣替代的唯一選擇是生物燃料，因而它總是與發展農村經濟相輔相成的。克林頓的《開發和推進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總統令指出：“目前生物基產品和生物能源技術有潛力將可再生農林業資源轉換成能滿足人類需求的電能、燃料、化學物質、藥物及其他物質的主要來源。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能在美國鄉村給農民、林業者、牧場主和商人帶來大量新的、鼓舞人心的商業和雇傭機會；為農林業廢棄物建立新的市場；給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帶來經濟機會。”克林頓在簽署此令時向媒體宣稱：“到2020年美國農民可因此而每年新增收入200億美元。”
奧巴馬就職兩三個月就給農業部長下達了關于在美國建立永久的生物燃料產業的總統令，強調“利用這個產業為美國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提供唯一的機會”。2011年8月，奧巴馬在愛荷華州召開的“農村經濟論壇”上動員私營企業積極參與到國家能源安全行動中來，并宣布撥款5.1億美元，加上私企匹配共10億美元，在今后3年中，由能源部、農業部、海軍部及聯邦航空署合作，推進用于航空/航海的第二代生物煤/柴油的研發和生產，產品由海軍部全部包銷。連美國海軍的力量也動用了起來，奧巴馬正在舉全國之力發展石油替代與農村經濟，并在白宮設立了農村事務委員會，以協調農村發展生物能源與能源、環保等有關部門的關系。克林頓、布什和奧巴馬通過發展生物質能源在為美國“三農”做實事。
作為農業大國的巴西，奇跡般地將甘蔗乙醇產業發展成國家第一支柱產業，替代了全國41.8%的汽油。巴西已建成10大甘蔗乙醇生產基地和由甘蔗種植—乙醇加工—專用汽車FFVs—國內市場—國際貿易的一套完善體系。2003年啟動的靈活燃料汽車市場，到2010年2月已超過1000萬輛，占汽車銷售的90%，且有1.2萬架小型及農用飛機使用乙醇燃料。2008年世界糧食危機中有人攻擊生物燃料時，總統盧拉說：“巴西的經驗表明，生物燃料不僅沒有威脅到糧食安全，而且可以在農村地區增加就業，為農民帶來了更多收入。”
美歐等工業化國家也十分重視通過發展生物燃料以促進農村經濟，而與中國有諸多共同之處的巴西卻創造了一個生物燃料與農村經濟互促雙贏的局面，成為國家第一支柱產業的經濟奇跡。中國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主要是農民大群體的收入增長太慢，“三農”沉疴難除。黨中央一再強調“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下發了城鄉統籌、現代農業、新農村建設、科技興農等一個又一個“一號文件”，為什么不能想想改變一下傳統農業的思維模式和落后的農業產業結構，想想“巴西奇跡”，想想中國“三農”問題的病根在哪里。
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如果這個地區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
懸在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劍”
《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稱，到2010年底，按世界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探明儲量及生產量，三者可分別供開采46.2年、58.6年和118年。中國差之遠矣！石油探明儲量20億噸，年生產量2.04億噸和消費量4.53億噸，即可供開采10年或消費4.4年；天然氣探明儲量28000億立方米，年生產量968億平方米和消費量1090億立方米，即可供開采29年或消費25.7年；煤炭探明儲量1145億噸油當量，年生產量18億噸油當量和消費量17.14億噸油當量，即可供開采63.6年或消費66.8年。中國是個化石能源資源匱乏，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極貧的國家。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消費激增，2010年的能源消費占全球能源消費總量的20.3%，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國，其中煤炭消費量占全球消費總量的48.3%（《BP世界能源統計報告·2011》）。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2009年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攀升到53.6%，2011年接近60%；2010年天然氣進口量2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20%。在雄厚外匯儲備支撐下，十多年前開始的“走出去”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從中東到中亞，從俄羅斯到南美都有中國油氣資本注入，運輸船只的往來與管道鋪設，解決了用能的燃眉之急。但吸毒般的“石油癮”越來越大，對外依賴性越來越強，國家能源越來越不安全，隱患越來越令人擔憂。
美國國防部的《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里有一幅“中國至關重要的海上通道”的附圖，文字說明是：“中國嚴重依賴關鍵性的海上通道來保證其能源進口，約80%的中國原油進口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難怪美國軍方曾揚言中國的石油咽喉掌握在他們手上。國際能源組織IEA發表的2007年年度報告提醒說，中國和印度過分依賴中東石油的“海灣石油癮”將帶來本國經濟與政治風險，短期風險是增加國內通脹率，長期風險是這個地區如有沖突與戰爭，中印將首當其沖地受到油價和供應中斷的影響。僅2011年在非洲和中東出現的上述種種跡象以及正在急劇惡化的形勢，不正使中國“立足國外”的這個“國之軟肋”暴露無遺，到了IEA預言的邊緣了嗎？對手可以隨時以此敲打、要挾和恐嚇我們。我們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穩定已經受到了嚴重威脅，難道我們打算長期忍受而不從戰略上考慮能源的自主與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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